去年12月初5名中國共產黨省委書記的任命讓人再次聯想起2012年中國下一代領導人的接班問題，這或許是從鄧小平1978年掌權算起中國政治領域意義最重大的進展之一。新一代領導人將第一次很少或沒有親身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混亂和艱苦。忘記這段歷史可能會導致中國重複過去的錯誤，但無論是好是壞，忘記這段歷史也可以讓中國領導人擺脫束縛，獲得自由。

這5位省委書記都是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出生的。他們中的兩位，胡春華和孫政才，都只有46歲。這符合黨不久前公佈的政策，即下一代領導人平均年齡應該控制在55歲左右，由不到50歲的領導幹部任職的最高職位不超過4個。黨的目標是在中國崛起過程中確保黨內的生機和活力。

這似乎是個明智的決策。過去15年來，中國領導人一直致力於調整和保持由鄧在1989年天安門抗議事件後開創的國家主導模式的發展勢頭。在這方面，中國第三、第四代領導人在技術專家江澤民和胡錦濤的領導下，表現穩健，但缺乏想像力。

但鄧小平開創的發展模式已經接近極限，而中國目前仍依賴於政府主導的低效固定投資和不可持續的出口模式，而不是依靠國內消費來創造就業機會和推動經濟發展。深層次的結構改革進展——比方說外匯和資本帳戶自由化以及切斷國有工業企業對國家資本依賴的改革——一直非常緩慢，新計劃的出臺也零零碎碎，談不上綜合全面。

同樣，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外交政策也一直小心翼翼，不敢冒任何風險。江和胡都忠實履行著鄧“韜光養晦”的格言。雖然在非洲和拉美地區日益積極進取，但中國從總體而言仍然在美國建立的安全傘下扮演搭便車的角色。

老一輩人把謹慎當作智慧，這樣的保守主義在中國目前的領導人身上仍有所體現。大手筆改革措施的缺失，表明老一輩對根本性結構變革會帶來破壞和混亂、從而威脅黨的統治的集體性恐懼。他們仍然記得毛澤東時代中國出現方向性錯誤時帶來的苦難——試圖在太短時間內完成太多工作——他們清楚地記得天安門抗議活動是怎樣迫使政府屈服，記得當中央管理的國家企業在20世紀90年代被兼併或宣佈破產時怎樣爆發了城市勞工騷亂。

同樣，儘管中國從本質上對南部陸地及東部和東南部海洋邊界並不滿意，但其目前的領導人害怕張揚而進取的外交政策會導致孤立。所有精英——無論老幼——都認為中國是亞洲天然的領袖，而美國不過是個新近闖入者。但對中國第三和第四代領導人來講，給予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遏制”中國——限制其經濟發展——的口實仍然是最可怕的夢魘。

因為沒有親身經歷過中國不久前痛苦的歷史，新一代領導人將會更加自信和果敢。在經濟、政治和法律而不是工程技術領域接受過良好教育的他們將力求加速中國的崛起和轉型，並視小心謹慎為無能的表現。即使現在，新一代領導人也已經提出中國在經濟改革和外交政策領域的進展太過緩慢。無論結果是好是壞，他們在進行改革和實驗時將不會因為對意外後果的恐懼心理而束手束腳。

樂觀主義者們希望這能夠加速經濟自由化進程，甚至帶來適度的政治改革，特別是使邊遠地區的地方官員能承擔更多責任。歸根結底，在黨的最高會議上反覆提出地方腐敗問題的是中國那些年輕的槍手們。

但更明顯的可能是外交政策領域的後果。在中國被公認為合法大國的環境中長大，新一代領導人將更加迫不及待地恢復中國在亞洲至高無上的地位。老一代政治家為中國已經取得的進展而倍感驕傲，而年輕的黨員和精英——特別是從美國和其他西方大學學成回國的研究生們——卻因為中國雖然擁有越來越強的經濟力量，但是在亞洲和地區及全球體系中的戰略地位仍相對薄弱而感到憤懣。

比方說，中國應當在區域體系中發揮領導作用，應當向馬六甲海峽甚至印度洋等重要的海上通道增派軍艦的呼聲大多來自於年輕一代領導人。年輕的黨領導在臺灣回歸的時間表問題上也更加缺乏耐心。

李約翰

悉尼獨立研究中心外交政策研究員

 (本文為Project Syndicate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