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珠融合新局面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中國可持續城鎮化研究員Paula Morais認為：“1999年後的主要差別在於，一方權力撤出，即葡萄牙政府，被另一方取締：來自美國拉斯維加斯的賭業。” Morais目前正在Bartlett規劃學院修讀規劃研究博士學位，研究主題為澳門的公共城市空間及政治上的地域認同。她稱，澳門“一直缺乏雄心壯志，新的建築環境質量十分令人質疑。” 

澳門始終不斷發展。現實情況允許城市空間合理發展嗎？

澳門過去十年的增長速度和模式並不具可持續性，導致了建築環境質量低，社會怨聲載道。部分原因在於缺乏規劃體系和發展管制手段，當局目前正努力補救。由於制定規劃的進展緩慢，澳門務必加快腳步。

對待抱負時，必須採用戰略方向，以確保善用優勢，弱化不利因素。為此，當局需要設定全面且堅定的願景，跳出休閒（博彩）和旅遊的條框，動員社會參與，並造福大眾。中國恰恰在這一點上頗有自信。

澳門急需制定一套空間規劃的法律條文。目前正處於研究諮詢階段的澳門城市規劃法（土地、規劃、房地產和文物）必須與空間規劃條文及願景相配合。

話雖如此，規劃和計劃本身並不能創造奇蹟。中國的規劃亦存在不少失敗的例子，充斥着理想和現實的矛盾，主要問題包括：評估考察不足、未能因地制宜、缺乏諮詢民意、規劃者與官員之間、規劃地域和跨部門之間的溝通協調不力。

澳門的規劃機構實體亦較為分散，資訊溝通不夠流暢，未能協助策略和詳細規劃，而已然確立的行政架構分工及決策責任不清晰，且有互相重複的可能。此外，事前評估、規劃和管理應當由同一的地理分區引導。

首先，可持續發展為長遠願景，需要政治意願的配合，治理機制對待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時，理應一視同仁。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CPC）和國務院通過第十三個五年計劃改善過去的發展模式，連同《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一起，為城市化提供指引，使其更以人為本，更有利於環境保護，以此帶來更多可持續的發展。澳門必須遵循這條道路。

發展的限制是什麼 

經濟增長放緩或停滯、規劃策略、土地短缺，將真正制約發展。對中國而言，這將或被輕描淡寫。澳門過去的問題是因邊境限制而造成土地供應，只能通過增加密度和填海的方式進行開發。目前的情況是，澳門很可能與珠海合併，並融入新的珠三角城市圈，所以我不認為土地供應不足將對城市的未來擴張造成限制。 

然而，無限度的城市擴張亦不可取。那些可能控制進一步發展的因素將與國家和區域策略及制度息息相關。例如，中國正試圖通過土地資源改革，減少經濟增長對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的依賴。中國與澳門一樣致力推動經濟多元化，減少依賴，相關主張在新的“一帶一路”倡議和第13個五年計劃（2016年至2020年）中一一體現。

有人認為無法形容澳門2049年的地理面貌，你認同嗎？

我認為是：對，也不對。當然，中國依賴的不單是國內外的地緣政治格局，還有國內外的經濟發展，對此我們無法真正預測，因世事無常……另一方面，若全球或中國內部沒有發生嚴重的政治或經濟動盪，那麼我認為澳門2049年的面貌是可以預測的。

我認為，大致有兩種情況：

一、 澳門特別行政區將融入珠三角大型城市圈，與珠海合併，實現珠澳同城化(MZMA)：若中國新的國家計劃成功的話，這是最有可能的情況。中國的現代化項目和政治經濟均是圍繞着再地域化項目開展的，反過來，再地域化又以“行政經濟區”的概念為基礎。中國正著手重整國境內的區域邊界，澳門正是當中的一部分。

澳門境內正發生快速的社會空間變換，並獨一無二，橫貫中國，有多個地區也正上演着同樣的情況。澳門的城市密度將進一步提升，變得更加均質化，且將與珠海合併，不但是空間，還有社會。最後，隨著時間推移，兩地文化亦將互相融合。除了那些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及推行澳門旅遊戰略而被保留下來的城市結構以外，我相信你將難以分辨兩者。珠三角的戰略性計劃促使區域重整，增強社會空間融合。

二、  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然存在，且“一切照舊”：這意味著，受外部地緣政治和經濟因素影響，中國決定保留澳門特別行政區（SAR），與珠海之間的固定邊界亦不變。那麼，澳門將繼續與廣東省/珠三角和北京之間的談判，並通過實現本地、區域及國家三方的利益來推動發展。這意味着，邊界保持不變，土地短缺或將局限城市發展，而澳門只有依靠提高密度，填海造地，才能繼續發展。

去年，中國授予澳門85平方公里。你如何評價這份禮物？ 

作為第二種情況的一部分，也就是說，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然存在，且“一切照舊”——這樣的話，澳門未與珠海合併，保有行政特區的身份。然後，我們把這份禮物看作預防性的“禮物”，在非融合的情況下，為澳門的發展帶來更多空間。中國是目光長遠的規劃師。

一開始，在17世紀到19世紀間，澳門“租用”中國的空間，然後開始填海造地，而現在則“租用”橫琴島。你如何看待這些模式呢？

租賃橫琴島是澳門、珠三角地區和中國之間常見做法的延續；同時，澳門尚未做好全面整合的準備。

澳門城市空間和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備受區域合作的影響。這意味着什麼？

在這個時間點上，我關注的並非區域合作，因為我知道這受到戰略規劃的充分保障，而該規劃是經過深思熟慮後才妥善草擬的，並將最終把鐵路延伸至澳門，實現1990年代初制定的計劃。我的疑問是：位處珠三角，澳門是否真正擁有話事權，有足夠能力決定自己的未來？ 特別是針對廣東、香港和深圳的經濟能力。

就國家利益而言，得益於“開放窗口”及葡語國家合作平台的歷史定位，澳門處於更有利的位置。但通過對該地區的觀察，我認為澳門可能處於弱勢，理由是本地的經濟特質：本地經濟的80％來源於博彩業，在與珠三角地區其他利益不產生直接衝突的前提下，掙扎着開拓新的領域。

澳門處於複雜的利益和等級中心：本地、區域、國家。這三方又依賴於全球流動。所以我們必須創新，且善於謀劃。也就是說，自1557年起，情況便從未變化。1999年後的主要差別在於，一方權力撤出，即葡萄牙政府，被另一方取締：來自美國拉斯維加斯的賭業，該行業貢獻了八成政府收入。

博彩業幾乎佔據了所有可用空間。你怎麼看呢？

這是有問題的。在我看來，博彩業應僅限於路氹，那裡的空間條件適宜，足以應付高密度，新的城市形態和博彩功能。澳門半島則應專注於創新和其他能夠混合並存的經濟領域，發展中小型企業和城市環境。

總而言之，我認為這反映了三個主要因素：第一，經濟缺乏多樣化，博彩業是唯一的投資重點；其次，缺乏規劃，不善於管制發展，特別澳門是一個深受土地短缺和人口密度制約的城市；最後，鑒於以上兩大因素，不完善的治理架構及缺乏政治領導力導致目前的博彩空間分配。當局應當在本地經濟體中尋找新的選擇，並設定規劃系統以管制發展。

到目前為止，當局已難以抵擋博彩業的壓力，因為他們是本地的主要投資者和收入來源；而規劃系統的進展緩慢。我希望，新的區域規劃，經濟多元化的主張，尤其是本地的計劃，將促使當局超越這個單純的願景，進行創新，同時管治開發。

新的土地，新的城市空間，新的建築，新的居民（主要來自內地）。澳門當如何創建自我身份？

身份是不固定的，是變化的，也是互相關聯的。身份的原則在於“差異”——假若澳門始終與眾不同，那麼便創造了身份。這肯定是嶄新的，或許保留了部分舊物，但它必須是原創。目前正在發生的是，為了旅遊業而出現的“身份”空間商品化——例如，歷史城區/教科文組織；打破邊界——為了再地域化而進行的去疆域化，這是中國現代民族國家項目的一部分（即我談到之前）。

城市空間已成為澳門身份打造的基本，旨在“領土”建設；但你不能只保留其中一個——人與空間是互相牽連的。若修改其中任一部分，身份都將發生變化。現在面對的挑戰是，如何保有社會空間的連貫性，同時建立新的品質和特性；那就是“差異”，也就是創新與設身處地。到目前為止，澳門一直缺乏雄心壯志，而新的建築環境質量十分令人質疑。 

. 澳門過去十年的增長速度和模式並不具可持續性，導致了建築環境質量低，社會怨聲載道。

. 當局需要設定全面且堅定的願景，跳出休閒（博彩）和旅遊的條框，動員社會參與，並造福大眾

. 澳門的規劃機構實體亦較為分散，資訊溝通亦不夠流暢

. 最後，隨著時間推移，兩地文化亦將互相融合。除了那些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及推行澳門旅遊戰略而被保留下來的城市結構以外，我相信你將難以分辨兩者。

. 位處珠三角，澳門是否真正擁有話事權，有足夠能力決定自己的未來？

. 1999年後的主要差別在於，一方權力撤出，即葡萄牙政府，被另一方取締：來自美國拉斯維加斯的賭業

. 澳門一直缺乏雄心壯志，而新的建築環境質量十分令人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