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人的不平等

 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斯福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

本周，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將“為其在針對消費，貧困和福利的分析方面所作出的凸出貢獻”而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堪稱實至名歸。實際上就在十月公布獲獎後不久，迪頓在《美國國家科學院學報》上與安娜·凱斯（Ann Case）聯合發表了一些重大研究成果――這一研究的新聞價值甚至可以與諾貝爾獎典禮媲美。

在分析了大量美國人的健康和死亡數據後，凱斯和迪頓發現中年美國白人預期壽命和健康狀況都在不斷惡化，尤其是那些只擁有高中或更低學歷者。導致這一狀況的其中一些原因是自殺，吸毒和酗酒。

美國自詡是世界上最繁榮的國家之一，並且除2009年外，近年來每年都實現了人均GDP增長。繁榮的其中一個標誌本應是健康長壽，但儘管美國在醫療保健上的人均消費幾乎比其他任何國家更多（占GDP的百分比也是如此），卻遠未獲得位居世界前列的預期壽命。以法國為例，其國民在醫療保健上的支出不到GDP的12％，相比之下支出17％的美國人平均壽命卻比前者整整少三年。

許多年來，很多美國人都嘗試對此作出解釋。他們辯解說美國是一個更加異質性的社會，數字的差異應該是反映了非裔美國人和美國白人之間平均預期壽命的巨大差別。

在健康方面的種族差距顯然是赤裸裸的現實。根據2014年發表的一項研究，非裔美國女性的預期壽命比白人女性低差不多四年，男性之間的差異則超過五年。但這種差異可不僅僅是一個更異質的社會里一個無關痛癢的結果，這是一個美國恥辱的象征：對美國黑人的普遍歧視，體現在黑人家庭收入中位數還不如白人家庭的60％。這種收入較低的影響還進一步惡化，因為美國是唯一一個不承認獲得醫療保健是一項基本權利的發達國家。

對此一些美國白人試圖把低壽命的成因歸結於非裔美國人自身，認為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這或許是事實，因為不健康的生活習慣更集中於美國的貧困人口身上，其中黑人占的比例又高於其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例，但這些習慣本身就是經濟狀況的後果，更別提種族主義的壓力。

凱斯-迪頓的研究成果表明這種理論已經不再適用。美國正在成為一個更加分化的社會――不僅白人和非裔美國人之間分化，1％和剩下的人之間分化，不論種族的高學歷和低學歷之間也分化。如今這些差距不僅可以通過收入，還可以通過死亡壽命來測量。原來白種美國人同樣也會因收入下降而壽命變短。

對我們這些研究美國不平等狀況的人來說，這方面的證據沒什麽好大驚小怪的。一名全職男雇員的平均收入比40年前更低，在凱斯-迪頓所研究的時間區間內男性高中畢業生的工資已經大幅下跌了約19％。

為了維持體面的生活，許多美國人只能依賴從銀行借來的高利率貸款。 2005年，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政府讓家庭宣告破產並核銷債務變得更加困難。隨後金融危機爆發，數百萬美國人丟掉了工作和住宅，在專為充分就業狀況下的短期失業設計的失業保險耗盡之後，人們只得自生自滅，（除了食品券外）沒有任何社會安全網，政府卻出手去解救那些導致了危機的銀行。

越來越多的美國人無法達到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這場大衰退展現了人們的脆弱性。這些曾投資於股市的人眼看著大筆財富灰飛煙滅；由於美聯儲無情地壓低了短期和長期利率，那些把錢放在在政府安全債券的人發現退休後的收入減少到近乎零。隨著大學學費飛漲，讓他們的孩子能得到教育――這算是一點點希望之火――的唯一方法是借錢；但是由於教育貸款基本上從來不會被免除，學生負債似乎比其他形式的債務更加惡劣。

這種金融壓力只會讓中產階級美國人和他們的家庭神經更加繃緊，於是吸毒，酗酒和自殺的比率不斷走高就毫不意外了。

本人曾在在1990年代末擔任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當時我們開始收到來自俄羅斯的類似壞消息。數據顯示自蘇聯解體後其GDP已下降約30％，但我們對自己的測量方式沒什麽信心。世界其他地區男性的預期壽命都在上升，俄羅斯的數字卻不斷下降，這令我們確信當地情況不妙，尤其是在那些大城市以外的地區。

由本人擔任聯合主席及迪頓參與的經濟表現和社會進步國際測定委員會早前就強調，GDP往往不是衡量社會福祉的優秀指標，美國白人健康狀況下降的新數據證實了這一結論，美國這個世界典型的中產階級社會正在淪為它的第一個前中產階級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