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策協作的麻煩

 傑佛瑞·弗蘭克爾

哈佛大學資本形成與增長教授

在經歷了30年的間歇後，宏觀經濟政策的國際協作似乎又回到了決策者的日程當中。原因不難理解：大部分國家增長依然萎靡，許多人擔心美聯儲即將到來的加息。不幸的是，讓協作陷入停頓的原因仍然存在。

國際政策協作的黃金時代是1978―1987年，始于1978年波恩G-7峰會，也包括1985年廣場協議。但對這些合作的質疑一直存在。比如，德國人後悔在波恩峰會上同意加入了共同財政擴張，因為在通脹肆虐的20世紀70年代末期，再通脹是一個錯誤的目標。類似地，日本人在廣場協定成功地讓高估的美元實現貶值後也開始後悔讓日元升值。

此外，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力與它們的經濟和貨幣的日益重要的角色並不匹配。這些國家的成功成為國際協作的一大障礙。

重振國際協作的努力始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的應對措施。G-20取代G-7成為全球主要經濟集團，較大的新興市場國家也因此獲得了更多的代表。在2009年4月的倫敦峰會上，G-20領導人同意採取協作性擴張政策。接著，在2010年的首爾峰會上，他們同意給予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更大的份額，以體現它們的經濟份量。（美國國會可恥地至今仍未通過必要的立法。）

此後，大量協作的呼聲哀歎“貨幣戰爭”――或稱競爭性貶值――的爆發。競爭性貶值令人想起了20世紀30年代的以牙還牙貶值政策。如今，人們擔心的是如果所有國家試圖貶值貨幣以獲得出口競爭力、提振經濟，那麼所有國家都會失敗。

這一擔憂反映在（比如）對中國的干預及其他信心市場國家阻止貨幣升值的行為的指責上。類似地，2009―2014年的美聯儲、2013年以來的日本銀行及今年早些時候開始的歐洲央行實施了多輪量化寬鬆，分別造成美元、日元和歐元貶值。

最近對協作的呼聲來自人們擔心美聯儲在決定提高利率時不會充分考慮這樣做給新興經濟體帶來的消極影響。比如，印度儲備銀行行長拉古蘭·拉詹便撰文指出了這一問題。

美國領導了一些國際行動解決競爭性貶值問題，包括2013年2月G-7同意不進行外匯干預，以及2015年11月達成解決貨幣操縱問題的跨太平洋合作夥伴關係補充協議。但批評者認為必須達成更強而有力的協定，並用貿易制裁威脅來支援這些

協定。

用博弈論來解釋各種協作呼聲很有啟發，儘管並非是以博弈論專家預想的方式。行動方常常並不認為他們在進行同樣的博弈。比如，當美國敦促德國財政刺激時――如1978年在波恩、2009年在倫敦以及2014年在G-20布里斯班峰會上那樣――美國想的是“機車博弈”（locomotive game），在這個博弈中，財政刺激對其交易夥伴有積極的“溢出效應”。如果主要國家――它們都害怕自己採取財政擴張，擔心這會惡化貿易平衡――同意採取共同行動讓德國走出衰退、加速增長，那麼全球經濟的表現將有所好轉。

相反，德國認為它們進行的是“紀律博弈”（discipline game）。德國人認為預算赤字等於給鄰國製造消極溢出效應，原因在於（比如）援助的道德風險。德國的合作均衡概念是2013年歐盟“財政契約”。在該契約中，歐元區成員國再次同意限制預算赤字的規則。

這一“雞同鴨講”現象的最近一個例子發生在2015年1月―7月的歐洲。月復一月，希臘政府及其歐元區夥伴坐在談判桌兩端，一邊認為這是一場西洋跳棋（checkers）博弈，另一邊認為這是一場國際象棋（chess）博弈。

在貨幣政策方面，解讀也是五花八門。一些人認為一國的貨幣擴張會令其貿易平衡向不利於交易夥伴的方向傾斜，原因在於匯率效應；也有人認為對貿易平衡的消極影響被增加的支出所抵消。一些人認為問題在於競爭性貶值或過低的利率；另一些人堅持真正的問題是貨幣高估或利率過高。

一些人認為克服競爭性貶值的最佳辦法是固定匯率，1944年布雷頓森林按牌的締造者就是如此；另一些人，包括當今一些美國政客，鼓吹反其道而行：制定完全不試圖影響匯率的協議。

誠然，官員定期開會可能管用。協商能讓意外最小化，交換觀點有助於縮小認知差異。但一些關於國際協作的呼聲並不那麼有用，特別是當它們的目標是指責外國人、從而轉移對國內約束條件和分歧的關注時。

以巴西為例。正是巴西官員在2010年提出了“貨幣戰爭”一詞。巴西財政赤字太大，導致其經濟過熱。私人需求將以各種方式慘遭擠出，不是通過貨幣升值，就是通過提高利率。但巴西官員指責美國和其他國家要求里亞爾升值。類似地，美國政客始終要求在貿易協定中加入禁止貨幣操縱條款，這可能是讓亞洲人充當美國工人真實工資停滯不前的替罪羊。

通常，官員最好專注于改進他們自身的政策，然後再去互相指導。否則，對國際合作的呼聲將是弊大於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