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三條斷層線

 讓·皮薩尼-費裡

柏林赫梯政府學院教授，目前擔任法國政府政策規劃總顧問。

十年或二十年前，歐盟所面臨的生存問題是，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裡，它是否仍有意義。如今，這個問題是，對於重大外部衝擊，歐盟是否能夠有效應對。

歐洲周邊地區既貧窮又危險。從直布羅陀往南，人均收入要下降五倍多。烏克蘭已被戰爭席捲。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持續了50多年。伊拉克戰爭還未結束，敘利亞騷亂便已興起。

二戰結束後的幾十年裡，歐洲能夠忽視其邊界外的發展趨勢：安全歸美國管。但形勢已有所不同。美國從伊拉克撤軍表明了它的參與限度，歐盟近鄰――不僅包括敘利亞，也包括東部和南部周邊地區――的問題已經影響到歐盟自身。因此，看起來歐盟最重要的重點應該是保護自身和幫助穩定其環境。

但三條內部的斷層線讓歐盟難以實現這些目標。英國正在猶豫是否應該退出歐盟。西歐和東歐在難民問題上針鋒相對。法國和德國的重點也有所不同。

英國因為歐盟成員資格而痛苦不堪，這有其歷史根源：1946年，邱吉爾提出了著名的歐羅巴合眾國，但不包括英國在內。英國的仇歐心理沒有什麼實質內容：並無根本性的原因將英國和歐洲其餘部分割開來。頗能說明問題的是，英國外交部關於歐盟如何運行的詳細評估並未給出遣返能力（repatriation of competence）的日程。

英國首相卡梅倫最近致信歐盟，其中所提出的唯一一個重大要求是關於歐盟內部移民的。曾經的勞動力可移動性先鋒英國如今對待外國工人的態度十分謹慎，希望限制外來工人獲得社會福利。這是英國-歐盟關係的一個潛在分歧點；但絕不是結束四十年夥伴關係的理由。

民調顯示，卡梅倫承諾於2017年年底前舉行的歐盟成員資格全民公決目前差距很小。但如果英國人投票支持“英國退出”，將此作為保護英國免受歐洲大陸騷亂的形式，那將是一個愚蠢的錯誤和悲劇。

第二條斷層線與難民危機有關。直到2014年，歐盟在2004年所進行的“大爆炸”式擴張可謂成功，在中歐和東歐的經濟和政治平穩快速轉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真正的歐洲統一似乎正在向我們走來。

然而難民危機揭示出，歐盟的西部和東部成員對國家（nation）的概念並不相同。大部分西歐國家均――至少在事實上――趨向於非種族、非宗教的國家定義。大部分西歐國家是大量種族和宗教少數群體的家園。這不是一個容易的轉變，各國對於吸收更多移民的感覺也不盡相同；但這一變化是不可逆轉的。

但是，大部分中歐和東歐國家反對這一點。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在言辭中表現出強烈的反穆斯林立場。斯洛伐克總理費科在7月份宣佈，他的國家只接受基督徒難民。本月早些時候，捷克總統澤曼向一個叫作“阻止伊斯蘭”（Bloc Against Islam）的團體發表講話，對支持者說，他們不是“極端分子”。波蘭新任歐洲事務部長西曼斯基（Konrad Szymanski）在巴黎襲擊發生不到24小時就用該事件指責歐洲的缺陷。

這不是政策上的不一致，而是原則上的分歧――歐盟條約和《基本權利憲章》中的原則。特別是在德國，任何以政治原因被迫害的人都有憲法賦予的避難權。與常見的誤解不同，德國總理默克爾今年之所以讓一百萬左右的難民進入德國，不是基於人口因素上的自利行為，是基於道德價值。

德國對能獲得其歐洲夥伴國的團結幾乎不抱希望。在難民危機最嚴重的時候，它一度希望獲得一些團結。一直從歐洲的團結中獲得巨大好處的國家公開斷然拒絕了德國無聲的懇求，這絕不會輕易遺忘。

第三條斷層線存在於法國和德國之間。11月13日巴黎襲擊發生以來，安全成為法國壓倒一切的目標。與此同時，德國專注於組織接待和安置大規模湧入的難民。

這一分歧更多地屬於偶發分歧，不是根本分歧。恐怖主義可能蔓延到德國，難民也可以越過邊境。但是，至少在目前，兩國的公共關注點和政府重點是不同的。

默克爾和法國總統奧朗德都承諾要互相支持。法國將歡迎一些移民，德國將派遣一些軍隊到馬里。但象徵性姿態是不夠的，風險仍在於法國和德國都覺得自己在關鍵時刻被孤立了。

德國和法國也提出了一些更有雄心的計劃。兩國經濟部長加布里埃爾（Sigmar Gabriel）和馬克倫（Emmanuel Macron）最近呼籲成立一個共同基金解決歐洲的難民和安全挑戰，但並未就共同政策提供融資。該基金將作為具體的風險共擔機制存在，並且，如一些學者所言，這將是克服歐盟計劃的障礙――乃至通往共同化防衛和安全――的有意義的一小步。

不管採取什麼形式，顯然需要更加果斷，否則，無法解決共同風險和挑戰極有可能導致公民轉向排斥性的民族國家信念，拒絕團結，要求永久性恢復國家邊界。

歐盟的三條斷層線正好出現在其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的時刻，這不是巧合。外部壓力暴露出內部弱點。歐盟要麼克服這些弱點，要麼屈服於這些弱點。歐盟的難民和安全雙生危機構成了它的關鍵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