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折點：天安門事件

中葡談判期間，澳門得益於天安門事件和台灣……

根據已公佈的多個歷史調查，回歸前的十年是中葡談判的關鍵時刻。

鄧小平下令終結天安門示威活動，後來演變成學生屠殺，引起國際社會前所未有的反應。自天安門事件後，類似的舉動從未被仿效。

1989年，葡萄牙與中國之間的談判已持續了三年。事件被全面啟動，葡萄牙從未想過打斷。因此，與其歐盟夥伴推動聯合抵制的立場截然相反，葡萄牙希望對話，José Guimarães在他米尼奧大學的碩士論文中介紹道。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為用於建設澳門國際機場的土地批給清除一切障礙，“只要葡萄牙同意繼續正常對話，而不會因天安門事件而暫停談判”，他在論文中寫到。

在他1993年發表的書籍《Accommodating Diversit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Macau (1949 – 1999)》中，Francisco Gonçalves Pereira表示，在後天安門事件形勢的處理中，葡萄牙表現出極大程度的自主性，推行獨立的外交政策，拒絕推遲處理任何與未來主權交接相關的問題。這一策略使葡萄牙在談判中獲得了一定優勢。

調查人員Carmen Amado Mendes發現，天安門事件好像劃定了葡萄牙與中國之間剩下的談判。歷史學家認為，從葡方“對實現澳門與葡萄牙雙贏，缺乏承諾”，反而選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作的策略，這是對澳葡雙方利益並不有利。”不過，她認為，葡萄牙得益於“重要的談判優勢：中國當局無意單方面作出有關澳門的決定，鑒於國際因素及其最終的目標是統一台灣。”

任何對聯合聯絡小組談判策略的批評必定是建立於Carmen Amado Mendes的理論――葡方代表缺乏談判準備，無法制定合適的策略以化解中國談判模式的優點。中國的決策過程符合嚴格的等級制度，任何重要的決定必須由上級官員批准，中方從而能夠控制談判的節奏。

事實上，中國從以往香港政權交接的過程積累了經驗，葡萄牙卻是第一次。Guimarães補充說：“談判進程具高度的創新性：並非如經典的獨立進程規範一樣，從外部控制系統向本地輸送能量，而是把外來的控制轉移至全新的機制中。”

葡方與非洲前殖民地具爭議的獨立進程仍被談判所困擾，其目標是“以有尊嚴的方式離開澳門。葡萄牙對中葡談判的用心程度是非常有限的。”Mendes認為。

調查人員還表示，在葡萄牙“沒有為澳門達成一致的策略”，令“中國控制了談判的節奏。”

根據多位作者，葡萄牙的合作獲得了中國的獎勵。Gonçalves Pereira強調，末代澳督的合作令中國確信這將是香港談判的理想模式。

香港經常出現在中葡聯絡小組的談判桌上。“一方面，葡方要求澳門接受與香港一樣獲得的讓步，但另一方面，他們選擇了更加合作的策略，從不推崇英國曾經歷的那種破裂。這導致中國能夠採取更加靈活的立場。” Carmen Mendes 2004年寫道。

從未被討論的想法

以里斯本為基地的基金會啟動資金，本應從澳門政府公共財政扣除，但中葡聯合聯絡小組從未討論過該話題。（歐維治基金會，以第一位到達南中國的葡萄牙人的名字命名）。

事實上，這屬機密議題，僅在回歸後數週後才公佈。

有兩個因素或能解釋中國選擇置身度外：或許是北京的反對，以及葡國總統由始至終的對立。

儘管葡國總統採取對立的態度，澳督1999年12月下令轉移澳門幣5000萬元至里斯本。連同何鴻燊捐贈的澳門幣1億元，基金會獲得了啟動資金。

不論是澳門，還是葡萄牙，爭議在回歸後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