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守門人

來自香港和葡萄牙觀察員均認同：中國在過去16年為澳門葡萄牙歷史遺產做了更多努力。

本刊為讀者介紹兩位均對澳門目前形勢感興趣的“調查人員”。

一位來自香港，而另一位則生活在布魯塞爾。

盧兆興教授是澳門當代問題的最知名作家之一；

José Guimarães則在最近發表了一篇關於澳門政權回歸前後的碩士論文。

香港教育學院盧兆興教授說，“澳門1999年後的情況證明當地人有能力治理澳門，而並不是1999年前，人們憂慮澳門本地人或缺乏經驗。”

盧兆興還提到，他認為澳門管治的主要問題是，

“如缺乏官僚能力，缺乏規劃，過度專注於以博彩業為主導的旅遊業和經濟發展，同時亦缺乏政治和民主改革。在談判過程中，葡方未能在培育當地人民和投影澳門長期計劃中高瞻遠矚，一切都留給了新一屆澳門管治精英。”

同時，José Guimarães表示，回歸前，葡萄牙建造了“重要的基礎設施，如機場，因此在鄰近區域中，實現了一定程度的自治，還改革了司法系統，保證了葡萄牙法律矩陣得到延續。我相信，在以上及其他領域，葡萄牙採取行動維護尊嚴，而且某些情況下，該國取得的成績超過了在香港的英國，這是相當了不起的。”

兩者均認同1999年後的葡萄牙歷史遺產所起到的作用。Political Change in Macao的作者稱，“驚人的發展是葡萄牙文化遺產和歷史遺留已成為了澳門發展博彩業的有利支點，中葡博彩業和文化產業已經交融為一體。”中國政治專家Guimarães認為，在過渡期內，“我們的歷史和文化遺產並未適當合併，與葡萄牙語相關的事物未有得到保護，特別是澳門下一代人的使用。奇怪，但可以理解的是，自回歸以來，中國一直為我們努力。”

The evolution of Sino-Portuguese diplomacy: pragmatism, influence and Macau’s sovereignty（2014年）的作者表示，“兩國精英對澳門持截然不同的態度。自回歸以來，中國一直強調，葡萄牙遺留在澳門的珍貴文化和歷史遺產。與葡語國家之間的聯繫及他們與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聯繫，可以說是葡萄牙最寶貴的資產，但卻是中國正在充分利用這些遺產。今後，中國還將帶領其他人與葡語國家開闢新的溝通和合作渠道，因為這個國際不但懂得金錢的語言，亦瞭解文化及其符號的力量。這是難能可貴的。”

盧兆興意識到，“葡萄牙的政治影響力和參與自1999年起迅速減弱”，“那些留在澳門的葡萄牙人應當與當地中國人結成戰略聯盟，參與地方選舉和政治，推動民主變革。可悲的是，事實並非如此，爭取民主的主要是當地的中國人。”

總之，這位香港教育學院的教授認為，“葡萄牙似乎自1999年起便開始了對澳門的忽視。”

米尼奧大學國際關係碩士學位持有者表示同意：

“大多數葡萄牙人從電視中見證了1999年12月的主權移交，卻不知道為什麼發生。談判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自1970年代開始，與葡萄牙本國人民、澳門社會完全脫節。這是有原因的，但顯而易見的是，給公眾留下負面的印象。如今，澳門仍然是某些人避免談論的話題。從開始至結束，整個過程葡萄牙在1974年4月25日的鮮花革命之後被迷霧覆蓋。不同的是，部分葡萄牙和外國作家組成專業學術團體，了解談判過程，從葡萄牙作家的某些作品可以證明這一點。”

在更常見的分析中，葡萄牙研究人員認為，“總體印象是，過去16年，中國基本上信守承諾”，主要為了達成與台灣相關的目標。“然而，自習近平2012年上台後，中國變得更加自信，政府亦加強了對國內機制的控制，同時開展具決定性的改革，確保國家未來的經濟和社會穩定。任何反對的舉動均是不被允許的，即使是在特別行政

區內。

“2014年，親民主運動――雨傘革命――在香港發生，與當年天安門事件相比，中國對此次事件是包容和忍耐的。同年，澳門的兩名大學教授因批評政府而被免職。我認為，這清楚的體現了習近平對“一國兩制”的理解：澳門是中國的一部分，即使它是一個特區。”

盧教授認為，“中國的政治精英已四分五裂，分成親政府派和親民主派，但親政府的力量往往要強得多。澳門親政府政治精英的主要癥結是，堅持維持現狀，未能推動政府開展迅速的改革。此外，澳門行政效率低，官僚改革應該加快，以及政策決策和規劃能力需要加強。”他批評澳門智庫在1999年後變得沉寂，“就能力、規劃及發佈調查文件和結果而言，他們仍然落後”。

在比較兩國精英的參與程度時，José Guimarães認為，

“中國顯得更具活力、更主動。葡萄牙人員在面對澳門和中國問題上，則顯得極度缺乏戰略眼光和行動力。我們不能假定中國總能保證澳門的地位和角色，因為這個作為特別行政區的城市或會在2049之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