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iness Intelligence Monthly Magazine - 金融早期預警系統

從市場動盪的性質看，金融海嘯早期預警系統也許很難構建；但如今世界比任何其他時候都更加需要這樣一套系統。幾乎沒有人預見到2008年的次貸危機、歐元區違約風險和當前全球金融市場動盪。指責之聲紛紛指向政客、銀行和超國家機構。但錯判債務人（包括政府）償還能力的評級機構和分析師的責任卻被一筆帶過。理論上，評級機構基於過去違約的統計模型；但是，在實踐中，國家違約的情況十分罕見，主權評級常常是基於主觀作出的。評級機構的分析師追蹤他們所負責的國家的發展趨勢，必要時到相應的國家去看看情況如何。這一過程意味著評級往往是後瞻的，降級總是來得太晚，而國家獲得評級通常取決於分析師何時到訪，而不是基本面何時改變。此外，評級機構缺少連貫追蹤重要因素的工具，如社會凝聚力變化、國家創新能力、私人部門資產負債表風險等。但主權評級影響甚大。對許多投資者來說，信用評級決定了投資在哪里、投資多少。評級影響銀行願意貸款多少，以及發展中國家（及其公民）必須獲得多大的代價才能借到錢。它們決定著公司和誰做生意，開出什麼條件。由於評級機構的這些問題，投資者和監管者認識到需要採取不同的方法。投資者試圖尋找好的替代品——基本以失敗告終。主權利差和信用違約互換等風險評估手段反應（常常過度反應）迅速；但是，由於它們僅僅反映了市場對風險的理解，因此並非揭示隱藏風險和避免危機的系統性機制。事實上，最近市場波動性猛然上升表明它們在偵測早期麻煩預警信號方面和評級機構一樣糟糕。與此同時，監管者現在開始要求銀行開發自身的內部評級程式。問題在於只有極少數機構擁有獨力完成這項任務的工具和知識。全面評估一國的宏觀投資風險需要系統性地研究國民帳戶的存量和流量，捕捉所有危險情況，包括金融系統和實體經濟的風險，以及更廣泛的風險問題。我們在最近的危機中看到，危機發生時，私人冒險行為和債務就會社會化。因此，即使危機前公共赤字和債務很低，也可能在危機爆發後急劇升高。財政狀況看上去十分可靠的政府可能一夜之間變得資不抵債。我們使用200個量化變數和因素，為174個國家進行季度評分，發現對於很多國家，投資者們正在錯過風險和機會。中國是很好的例子。中國住房開發商、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都有嚴重的過度負債問題。中國有強大的資產負債表，足以救助它們，但當局因此面臨一個選擇：採取改革，或再次依靠杠杆刺激經濟。即使中國繼續選擇後者，也無法實現增長目標，並且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日益脆弱。巴西在去年就應該被降級到投資級以下，因為巴西經濟存在不斷擴大的財政赤字、日益增加的總體經濟債務負擔，以及疲軟且不斷惡化的商業環境。能源巨頭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的腐敗醜聞最終導致評級機構重新評估巴西，但這一動作來得太遲了，並且降級幅度也許也不足以反映真正的風險。其他新興市場看上去也十分脆弱，有可能遭遇降級。在歐元區，影子評級在2010年之前便給希臘和其他周邊國亮起了紅燈。後來，愛爾蘭和西班牙進行了財政整合和改革，也許應該獲得升級。但是，希臘毫無改善跡象。即使採取了重大改革刺激增長潛力，希臘仍無法償還期主權債務，需要大規模債務紓困。系統性、以資料為基礎的主權風險評估有助於發現全球不利因素改變所隱含的風險。從這個角度講，它提供了世界現在所需要的：讓人們不再需要依靠臨時性的、變化緩慢的評級機構方法，以及充滿雜訊和波動的來自市場的信號的方法。

努裏埃爾·魯比尼 / 魯比尼全球經濟學主席，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經濟學教授

* 本文為Project Syndicate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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