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iness Intelligence Monthly Magazine

在一些國家，衝擊程度非常巨大，以至於大幅增稅也無法彌補缺口。在西班牙，儘管2010年以來增稅幅度超過了GDP的4%，但2014年稅收-GDP之比只有38%，而2007年為41%。在希臘，某些時候增稅幅度高達GDP的13%，但稅收比只增加了六個百分點。在其他國家，增稅的政治上限在足以彌補缺口之前就已經達到。不管是否願意，削減支出正在成為重點。未來增長的幻滅增加了這一壓力。過去幾年來，生產率記錄總體而言十分疲軟，這表明未來多年內的增長將慢於此前的預期。因此，收入增長看起來無法足以趕上年齡導致的醫療和退休金公共支出的激增。對經歷過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人來說，這是一個非常不同的危機。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主要問題是政治：公共支出的合理性和效率飽受抨擊。用美國總統雷根的話說，政府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一個呼聲很高的觀點是國家應該縮小規模。相反，今天的擔憂在於經濟。關於政府的合適規模的黨派分歧依然存在，但對於國家干預已不存在總體拒絕情緒。通常，導致公共支出削減無法避免的不是利益或者意識形態——而只是事實。政府如何應對這一挑戰？它們面臨的風險非常清楚：如果不徹底改頭換面，慣性支出——來自福利開支和公務部門工資——必然會擠出新重點和新政策上的支出。目前，被迫削減支出最多的國家大多都犧牲了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研究是另一個面臨危險的領域。效果需要在長期才能顯現的社會投資項目，如學前兒童看護，正在飽受融資難困擾。國家安全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儘管威脅日益加劇。最後，權宜之計——如延長工資凍結期——最終會影響公共服務的品質。幸運的是，政府可以採取一些措施減輕慣性支出效應。首先，政府可以簡單地系統性評估一下公共資金的效率。在大部分國家，這類評估依然十分罕見而偶然：議會常常在不知道政策是不是值得投入那麼多錢的情況下就予以批准，而結束無效或低效政策常常需要極長的時間。因此，支出項目的賦權立法應該包括“日落”條款，並根據獨立評估擴張調整。其次，支出檢查也應該系統化。制定重點——比如，是否要增加教育支出、減少退休金支出，或者投資基礎設施還是研究——是艱難的選擇，必須明確化。在理想情形中，這些選擇應該成為選舉辯論和議會工作的焦點。但在每一條預算線的背後都有一個引誘決策者逃避艱難抉擇的選區。因此，結構化支出檢查能派上用場：它們迫使官員理順目的與手段，並鼓勵知情的民主決策。第三，政府應該用再造預算（reengineering budget）武裝自己。私營公司知道，轉型——做事方式的深刻變化——常常需要花掉很多錢，然後才能帶來節省。這也許是因為變革需要新技術投資、再培訓員工，或者還需要買來股東的同意。政府專案的這類再造預算中所使用的資金是一項很好的投資。第四，政府應該鼓勵公共部門創新。與流行的偏見相反，地方政府和公共機構確實在創新；缺乏的是一套機制像市場選擇新產品或成本節約型工藝那樣選擇和傳播它們的創新。更好的提供公共服務的辦法也許多年不為人知。如果政府採取一些簡單步驟，比如將更多資金根據專案進行配置或者組織競爭，就有可能帶來極大的改觀。比如，應該允許欠發達社區的學校投標教育創新資金。最後，人民應該得到賦權。公民希望國家更加靈活，國家的運作能夠與地方需求匹配。在數位時代，他們希望國家符合新的速度、可靠性和個性化標準。他們日益反對效率和品質意味著更少個體選擇的傳統觀念。他們希望政府變得開放、保證資料的可獲得性，並讓其效率和效果能夠直觀觀察到。這些都是強大的變革力量，困難重重的政府應該利用它們實現急切需要的再造。否則，就必須接受公共服務品質的下降，而這只能削弱政府的合法性，以及越來越低的納稅意願。

讓·皮薩尼-費裏
柏林赫梯政府學院教授，現為法國政府政策規劃委員會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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