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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國正在製造大量困惑，國內國外皆然。在國內，高級官員力推經濟“新常態”；在國外，美國採取了冷戰式策略遏制中國崛起。不論在國內還是國外，分離（disconnect）的現象嚴重，這給“中國因素”對脆弱世界的影響增加了新的風險維度。
中國的官方觀點是其經濟已經到達了“新常態”的迦南樂土。事實上，剛剛結束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中國高級官員和各領域國際參與者共同討論的重要平台，在每年的全國人大會議後立刻召開）便以此為主題。
自2000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開始舉辦以來，中國政府就將該會議作為釋放政策重點信號的場合。比如，2002年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主題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影響——出口導向型增長綻放的先聲。2009年，論壇強調了中國果斷的後危機刺激戰略。去年的論壇則以所謂的三中全會改革的實施為主題。
這表明中國的“新常態”將成為今年政府的重中之重。但對於這一新常態具體包含什麼內容，或者如何實現，還有諸多不明之處。
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重要講話中，中共政治局常委張高麗表示，“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是戰略判斷。”但是，在論壇的總結會議上，李克強總理指出——與張高麗相比略少了一些果斷——中國從根本上是在追隨世界經濟向新常態的轉變。
簡言之，中國政府將路徑與最終目的混淆了起來——我在我對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評論中強調過這一點。我在評論中指出，中國正處在經濟向服務和消費再平衡的早期階段。事實上，中國距離進入新常態還相當遙遠。
中國還有多長的路要走，最好的衡量方法是考慮其服務業的發展情況。服務業是經濟中消費需求的基礎設施。好消息是如今服務業比其他所有產業發展都要快，2014年佔GDP之比已達48%（大大提前地超過2015年底佔比47%的目標）。壞消息是這一比例仍遠低於更加“常態”的經濟的典型比例60-65%
。
據此，中國領導人認為新常態已近在眼前令人擔憂。這一關鍵轉變已經發生，這樣的概念有可能形成自滿情緒，而目前中國應該專注於痛苦但關鍵的結構調整過程——這一過程至少還需要十年才能完成。
繼續向服務拉動增長模式轉變很重要，原因不一而足。在中國，服務業單位產出就業量比製造業和建築業多30%，擴張服務業有助於保持社會穩定，即使經濟增長放緩至7%。西方的觀察者大多將注意力集中在標題GDP增長的放緩上，一直沒有註意到這個關鍵點。此外，由於服務業對大宗商品和能源的需要較低，因此這一轉型有助於中國解決嚴重的環境問題。
與此同時，中國面臨著另一個同樣艱鉅的挑戰：美國日益決心遏制中國影響力的增加。在今年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現有霸權和崛起力量之間的緊張被廣泛討論，在正式環節和場邊討論中都是如此。
三大發展趨勢尤其值得注意：美國阻撓中國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一立場已遭到美國大部分最緊密盟友的拒絕；奧巴馬總統的招牌貿易措施——排除中國的跨太平洋合作夥伴（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以及美國參議院再一次針對中國提出貨幣操縱立法。再加上網絡安全和東海和南海領土主張等問題上的糾紛——更不用說美國戰略性回歸亞洲“支點”的問題了——這些問題大大不利於中美關係。
在現代中美關係建立初期就活躍在舞台上的亨利·基辛格對此進行了梳理。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他強調了當前局面與1972年他與時任總統尼克松首次與毛澤東和周恩來會面時的不同。與當時緊迫的軍事威脅不同，今天的挑戰——如氣候變化、網絡安全和全球衛生——都可以僅僅依靠合作性戰略參與解決。
合作的緊迫性是全球化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基辛格強調，封建時代的中國對羅馬帝國一無所知，反之亦然。但是，在當今世界，沒有哪個大國能夠在真空中運行。大國之間的彼此反饋幾乎是瞬時的，不管它們喜不喜歡這樣——特別是在共同挑戰方面。
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取得優勢讓美國氣急敗壞並不令人驚奇。畢竟，主宰力量總是要與崛起力量周旋。儘管如此，150年來一直對西方懷有屈辱感的中國對美國的反應略欠淡定。
中國面臨著經濟向新常態轉變的挑戰，它需要找到與美國的共同點。美國也需要加深對中國轉型的認識。兩國都需要表現出領導力、願景和對合作參與的開放態度。不幸的是，在今年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我們看不到這樣的信號。
史蒂芬·羅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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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魯大學教授，前摩根士丹利亞洲主席，著有新書《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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