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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區最新經濟數據表明復蘇也許近在眼前。是什麼推動了形勢向好？前方面臨什麼障礙？應該如何維持有利形勢？
復甦的近因不難識別。去年，歐元區還在二次觸底邊緣徘徊。當歐元區陷入技術性通縮時，歐洲央行終於扳動了激進寬鬆的扳機，採取了量化寬鬆（包括購買主權債券）和負政策利率雙管齊下的措施。
金融效果立竿見影：預期貨幣寬鬆的歐元立即貶值，並且在寬鬆實施之後維持跌勢，歐元區核心和外圍的債券收益率下降到極低水平，股市也開始強勁反彈。再加上油價暴跌，共同刺激了經濟增長。
其他因素也起到了幫助作用。歐洲央行的信用寬鬆事實上補貼了銀行貸款。隨著歐盟委員會標準的放寬，因緊縮而導致的財政拖累今年也有所減小。銀行聯盟的啟動也有所助益；在最近的壓力測試和資產質量檢查後，銀行擁有了更大的流動性和更多的資本用於私人部門貸款。
拜這些因素所賜，歐元區增長有所恢復，歐元區股票表現也勝過了美國。歐元貶值和歐洲央行的激進措施甚至有可能在今年遲些時候結束通縮壓力。
但要想獲得更強勁、更持續的復蘇，還面臨著諸多挑戰。首先，政治風險可能破壞進展。我們希望希臘能夠留在歐元區，但左翼聯盟（Syriza）政府與“三駕馬車”（歐洲央行、歐盟委員會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間的艱苦談判可能導致意料外的結果——姑且稱之為“希臘退出”——如果未來幾週內無法形成融資協議的話。
此外，西班牙的左翼聯盟——社會民主黨（Podemos）可能贏得西班牙選舉。左翼和右翼民粹主義反歐元政黨正在挑戰意大利總理倫齊。極右翼的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的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在2017年法國總統選舉民調中領先。
緩慢的就業創造和收入增長可能繼續助長針對緊縮和改革的民粹主義反擊。就連歐洲央行也估計，2017年歐元區失業率仍將高達9.9%——遠高於七年前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的平均水平。歐元區外圍存在緊縮和改革疲勞，而核心國則存在援助疲勞，並讓德國、荷蘭和芬蘭的反歐元政黨大受歡迎。
持續復甦的第二個障礙是歐元區不利的周邊環境。俄羅斯日益變得咄咄逼人，大舉染指烏克蘭、波羅的海乃至巴爾幹
（而對俄制裁也傷害了許多歐洲經濟體）。中東則可謂家門口的大火：最近的巴黎和哥本哈根恐怖襲擊，以及突尼斯針對外國遊客的襲擊提醒歐洲，數百土生土長的聖戰者可能從敘利亞、伊拉克或其他地區的戰場中回國發動更多襲擊。
第三，儘管歐洲央行政策壓低了借貸成本，外圍國家的私人和公共債務（佔GDP之比）仍然很高並在繼續升高，因為債務比率的分母——名義GDP幾無增長。因此，債務可持續性在中期仍將是經濟的一大問題。
第四，財政政策仍然矛盾，因為德國繼續拒絕關於其應該採取短期刺激措施的日益異口同聲的建議。因此，不可能指望德國增加支出來抵消外圍國增加緊縮的影響，也不可能指望德國增加支出填補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所提出的投資計劃中的預計三年3,000億歐元資金缺口。
第五，結構改革進展依然緩慢，拖累了潛在增長。而儘管結構改革必不可少，但一些措施——比如勞動力市場自由化和退休金改革——可能增加歐元區儲蓄率，從而進一步降低需求（十年前德國採取結構改革後就是如此）。
最後，歐洲貨幣聯盟依然不完整，其長期可行性需要逐漸發展出完整的銀行聯盟、財政聯盟、經濟聯盟以及最終的政治聯盟才能保證。但歐洲進一步一體化的過程陷入了停滯。
如果歐元區失業率在2016年底仍處於過高水平，年通脹仍低於歐洲央行2%的目標，而財政政策和結構改革又造成短期的經濟增長拖累，那麼唯一的辦法只能是繼續量化寬鬆。但歐元的持續貶值——拜這些政策所賜——刺激了歐元區經常項目盈餘增長。
事實上，隨著歐元貶值，外圍國的外部賬戶已經從赤字轉為平衡並且日益向盈餘邁進。德國和歐元區核心國已經存在大量盈餘；如果沒有政策提振國內需求，這些盈餘還將進一步增加。因此，歐元區貨幣政策將日益呈現出以鄰為壑效應，導致與美國和其他貿易夥伴之間的貿易和貨幣緊張局面。
要避免這一結果，德國需要採取能提振國內支出、降低其外部盈餘的政策——財政刺激、提高基礎設施和公共投資支出，以及工資加快上漲。除非德國向這一方向轉變，否則歐元區復蘇難以達到強勁而持續的程度。
努裏埃爾·魯比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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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比尼全球經濟學主席、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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