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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早就知道，兒童是一個特殊群體。他們無法選擇父母，更不用說更廣義的出生環境了。他們沒有如同成人那樣的保護或照看自己的能力。因此，國際聯盟在1924年通過了日內瓦兒童權利宣言，國際社會也在1989年實施了兒童權利公約。
悲哀的是，美國沒有在履行義務。事實上，它甚至沒有批准兒童權利公約。美國向來以機會之地的形象自豪，它本應該成為公正、開明地對待兒童的榜樣。相反，它卻成了失敗的象徵——為兒童權利在國際經濟場上的全球頹勢做出了“貢獻”。
普通美國兒童也許不是全世界境況最糟糕的，但美國財富和兒童條件之間的反差大到無與倫比。大約14.5%的美國總人口屬於窮人，但19.9%的兒童——大概相當於1,500萬人——生活在貧困中。在發達國家中，只有羅馬尼亞的兒童貧困率更高。美國的兒童貧困率比英國高三分之二，比北歐國家高三倍。某些群體的狀況更是惡劣得多：38%的黑人兒童和30%的西班牙裔兒童是窮人。
所有這些都不是因為美國不在乎它的兒童，而是因為美國在近幾十年中採取的政策日程導致其經濟變得普遍不平等，讓最脆弱的社會細分群體越來越落後。財富的日益集中——以及財富稅收的大幅減少——意味著花在教育和兒童保護等公共品投資上的支出越來越少了。
結果，美國兒童的境況每況愈下。他們的命運是一個慘痛的教訓，說明了不平等性不但破壞經濟增長和穩定——經濟學家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組織總算開始承認這一點了——也有悖於我們最珍視的公平社會的概念。
收入不平等與健康不平等、教育不平等和環境危險不平等都具有相關性，而所有這些對兒童的影響比其他人群更大。事實上，近五分之一的美國貧窮兒童被診斷出哮喘，比非貧窮兒童高出60%。年收入低於35,000美元家庭的兒童學習無能比例比年收入高於100,000美元家庭的兒童高出近一倍。一些美國國會議員還想削減食品券——大約2,300萬美國家庭需要仰仗食品券——這將令貧窮兒童面臨挨餓的危險。這些結果上的不平等與機會不平等息息相關。在兒童營養不足、無法獲得足夠醫療和教育的國家，環境風險也難免更高，窮孩子的生活前景遠遠比不上富孩子。此外，部分因為美國兒童一生前景比其他發達國家更多地取決於父母的收入和教育，目前美國的機會平等程度低於任何其他發達國家。比如，在美國的精英大學，只有9%左右的學生來自底層二分之一人口，74%來自最高層四分之一人口。
大部分社會都認為幫助確保年輕人能實現潛力所允許的生活水準是一種道德義務，一些國家甚至從憲法上規定教育機會必須平等。
但在美國，富學生的教育支出要高於窮學生。結果，美國正在浪費其最寶貴的資產之一。一些年輕人無法獲得技能，只能從事非正常活動。加利福尼亞等州的監獄支出與高等教育支出相當，有時還要更高。
不採取補償措施——包括最好從幼兒時期就開始的學前教育——機會不平等就會在兒童達到五歲時轉化為一生結果的不平等。這應該成為對政策行動的鞭策。
事實上，儘管不平等性的傷害效應很廣，並且給我們的經濟與社會造成了巨大成本，但它們大多是可以避免的。一些國家所觀察到的極端不平等不是經濟力量和定律的無情結果。正確的政策——強化社會安全網、累進稅制和更好的監管（特別是對金融部門）等等——可以扭轉這些消極趨勢。
要形成這些改革所需要的政治意願，我們必須將決策者的惰性和不作為與不平等性的嚴峻現實及其對兒童造成的消極影響對立起來。我們能夠減輕兒童權利的剝奪、增加機會平等，從而為更公正、更繁榮的未來——反映我們所公開追求的價值的未來——打下基礎。為什麼我們還不行動呢？
不平等性給我們的經濟、政治與社會造成諸多傷害，其中對兒童的傷害需要特別關注。成年人受窮，他自己得負責——也許是工作不夠努力，儲蓄不夠充足、沒有作出好決策等——但兒童的環境是上天強加給他們的，他們無從選擇。也許兒童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需要權利賦予的保護——而美國應該為當前世界樹立此中含義的榜樣。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現為哥倫比亞大學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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