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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最近的政策決定——大幅加碼貨幣刺激、暫停提高消費稅、決定在12月中旬舉行大選——讓日本又回到了激烈政策爭論的前沿。問題很簡單：老齡化發達經濟體如何在金融危機後恢復增長？答案可不簡單。
如今，很顯然安倍的第一輪改革——被稱為“安倍經濟學”——沒能帶來持續通脹。如今，對持續復蘇的希望已經因為連續兩季度的負增長而煙消雲散。問題在於安倍經濟學2.0是否能讓日本經濟回到重新繁榮之路。
我本人的觀點是安倍經濟學1.0中的“三支箭”基本上都是有的放矢：重塑通脹的“竭盡全力”、支持性財政政策和提振長期增長的結構性改革。但是，儘管日本央行在黑田東彥的領導下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安倍經濟學的其他兩支“箭”遠遠落後了。
供給端改革一直沒有重大進展，特別是在如何擴大勞動力這一核心問題上。在老齡化且不斷減少的人口條件下，日本政府必須找到辦法鼓勵更多婦女去工作，引導日本老人留在工作崗位，並發展更有利於家庭的勞動力政策。最重要的是，日本需要創造更加歡迎移民工人的環境。
在移民方面已經有了一些動作。受2020年東京夏季奧運會期限的刺激，政府已明確要進口外國建築工人（儘管該決定需要闖過通過六個部門）。但總體進展仍然很慢。日本急需更多護士和護工照看老齡化的人口，但對移民的官僚和政治抵制根深蒂固。
我第一次向我的日本學術界朋友詢問安倍供給端改革方面的問題時，他們說：“不要擔心，會來的。”接著，過了一段時間，他們又說：“不要擔心，會來的，就是慢點。”最近，口頭禪變成了“不要擔心，我們仍然認為會來的。”人們只剩下了希望。沒有結構性改革，特別是勞動力市場改革，安倍就無法取得長期成功。
2014年4月消費稅提高（從5%提高到8%）的時機也很不幸。安倍要暫停這一措施也不會容易，因為在他成為首相前，這就已經是廣泛的政治共識。但政府本可以實施更果斷的財政刺激抵銷增稅的短期效應。相反，連續兩個季度的負增長已經產生了令人喪氣的心理影響。
誠然，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一下降是一種幻覺：早前的繁榮是受日本家庭試圖通過提前消費耐久品以規避增稅的行為推動的——這一細節似乎被公共爭論所遺忘。但大圖景仍然不變：到目前為止，安倍並沒有扭轉通縮思維。
別忘了，日本的大規模政府債務和規模不足的退休金資產是一個巨大的問題，只有最魯莽、最粗放的凱恩斯主義者才會建議當局忽視這一問題。此時此刻，風險還只是概念上的，十年期政府債務利率尚不足0.5%。但要說日本債務無關緊要就好比是認為高槓桿對沖基金完全安全一樣；風險也許還十分遙遠，但絕不是可以忽略不計。想一想，如果日本銀行真的讓公眾認為通脹將持續處於平均2%的水準，十年期利率還會是0.5%嗎？
如果其他因素——比如新興市場增長暴跌——導致全球真實利率飆升，或日本債務風險溢價增加會如何？理論上，日本可以再沒有高通脹或其他極端手段的情況下抵禦這一衝擊，但否認日本的弱點也是荒謬的。對沖基金可以破產了事，但大國不能如此。
財政可持續性要求消費稅的最終增加，當然日本不應該等到國際投資者懷疑其意志力時才這樣做。問題在於時機和策略。暫停第二次消費稅增加似乎是將安倍經濟學推向逃逸速度和維持長期信譽之間的合理妥協。
但這又把我們引回了日本更深層次的問題。光靠需求政策無法防止又一個失去的二十年，更不能保證帶來一個黃金二十年。人口減少是導致1992年日本金融危機及其後長期問題的關鍵因素。日本仍然是一個富裕國家，但其真實人均收入已落後於其他許多發達國家——在一些指標上包括英國，更是遠遠落後於美國。
日本的經驗給歐洲帶來了重要教訓，其中最主要的一個是，刺激政策儘管對於短期支持需求必不可少，但無法解決長期結構性缺陷。如果安倍經濟學2.0不能採取深刻的結構性改革，也不會起到比1.0好的效果。
肯尼斯．羅格夫
前IMF首席經濟學家，現為哈佛大學經濟學和公共政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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