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水思源，緣木思本” ——中國諺語

文：Fátima Almeida、Viviana Chan *

陳禾標、Jocelene Lio 及 盧學鋒 均有著類似經歷，他們出身自世界上不同地區的華裔移民家庭，在政治動盪不安的年代，同時於1971年來到澳門。當時的中國內地，毛澤東還有五年就將壽終正寢，而他發動的文革以及因其政策而造成的全國大飢荒，亦將成為歷史，隨他而去。

然而，他們並非因為接近內地才瞭解到當時的意識形態。在他們出生的國家，《毛主席語錄》小紅本已經有人在傳閱，道理正如無人會拒絕一本“聖經”一樣。這裡，我們將講述三位中國人的故事，儘管遠離首都，他們卻仍會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5週年而架設棚架，用傳統裝飾慶賀祖國華誕。

陳禾標來到澳門之後，就再也沒有和他被困在柬埔寨的父母團聚。在他們三人眼中，經歷了混亂後，中國的崛起令他們深感驕傲。儘管他們強調中國需要消滅農村地區的貧困現象，但他們亦一直認為，中國現在已是世界焦點，而且得益於傳統社團的努力，他們感受到澳門的愛國熱情依然高漲。

在柬埔寨學習毛澤東思想

陳禾標的父母來自廣東，他們在抗日戰爭時期逃到了柬埔寨。雖然並非生在中國，但他與祖國的聯繫從未切斷。現年60歲的陳禾標仍記得兒時在柬埔寨聽過的歌曲和見過的傳統中國慶典，而不久之後，多災多難的柬埔寨便開始經歷美國侵略以及紅色高棉於1975年開始的血腥統治。

陳禾標在大屠殺開始前便離開了柬埔寨，但在那裡的18年生活卻記憶猶新。“我們生活在柬埔寨時仍會講中文，甚至是我父母家鄉的方言。我在一個完全華人的環境中跟著父母經商長大，因此我很少說高棉語，”他回憶道。讀書時，學校有柬埔寨歷史課，而華人移民社群引入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內容也是教材的一部分。“我讀的是中文學校，因此我們需要學習毛澤東思想，”陳禾標說道。毛澤東在解放戰爭結束後，於1949年10月1日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毛澤東在北京宣佈新中國成立四年之後，陳禾標在兩千公里以外出生，當時解放軍已經進藏，而毛澤東思想已經影響到全球的中文學校。“在中文學校上堂，我能夠感受到文革。我們會唱中文歌曲和跳集體舞，”他繼續說道，“我們學習柬埔寨教學內容的同時還需要學習毛澤東思想。”柬埔寨之後亦走上了共產主義道路，其殘酷的大屠殺在歷史上遺臭萬年，而之前在柬埔寨地位卓越的華人社群亦難以倖免。根據金邊吐斯廉屠殺博物館（Tuol Sleng Genocide Museum）出售的書籍所記錄的真實故事，若干家庭絕望地趕快逃走，將所有財物留下，躲到偏遠的田地間，但仍有家人未能逃過厄運。

陳禾標是澳門歸僑總會的成員，在走難之前，他的成長環境平和寧靜，深受中國的東方意識形態影響。“就算我們在海外生活，我們仍接受中式教育。我記得有一本紅寶書，而且會過中國國慶。”十月一日到來時，周圍的氣氛很喜慶。“以前國慶節時，我們會搭起一個竹棚，上面寫著我們在慶祝中國國慶節，而中國及柬埔寨的國旗會放在同樣顯眼的位置……當時的柬埔寨有著一個非常安全和諧的環境。”

柬埔寨多年來政治狀況混亂，如果陳禾標不逃跑，那他也可能會成為那些悲慘故事的主角。然而他的家人留下了，他亦再也沒有聽到他們的消息。他最後一次見到自己的父母是在1971年，六年之後毛澤東在中國去世，而四年之後，赤柬成功政變奪權。由於擔心兒子日後的命運，他父母存了足夠的錢，為他買了一張前往香港的機票。“我依然記得要很多錢才能離開柬埔寨。我知道有人挖洞躲起來，而有些人就支付了高價，上飛機離開這個國家，”他回憶道。

他有幾個目的地可以選擇，而他先是抵達香港，然後帶著身上僅有的100元葡幣，想辦法來到了澳門。在他面前的世界，與他所習慣的柬埔寨環境截然不同。“我的第一印象是從香港搭大船來到澳門十六號碼頭。澳門看上去很暗，我當時並不知道澳門原來仍是一派鄉村景象。在柬埔寨時我一切富足無憂，但原來當時澳門只是個小漁村。那時有兩間客棧可以落腳，但卻無電供應，”他說道。

然而，陳禾標努力之下找到了一份地盤工作，之後又轉到了電器產品店。兩年後，他和朋友開設了一家天線公司，生活亦隨之大幅改善。但家人杳無音訊，他的心頭大石仍未落地。1978年，他決定回父母在廣東的家鄉看看，之後到了1995年，他到柬埔寨尋覓雙親，卻最終徒勞而返。時間飛逝，同時中國的飛速發展亦令他驚訝。

經歷了種種磨難後，陳禾標談到祖國現在的繁榮穩定時，難掩喜悅之情。“中國的發展速度驚人。政府的經濟實力亦更強大，我感到非常驕傲，”他說道，“過去中國人被其他國家認為低人一等，而現在中國已成為強國。”但他同時亦指出“中國必須打擊貪腐”。

為中國傳統而離開馬達加斯加

Jocelene Lio生於印度洋島國馬達加斯加，而她的母親亦生於此地，後來嫁給了移民至此的一個中國人。在她童年時，她們一家搬到澳門，而驅使他們這樣做的原因，就是“傳統”二字。“除了華人以外，我父親不希望我嫁給其他族裔的人，”她回憶道。她的阿姨和表親們分別嫁給了法國、匈牙利和馬達加斯加人，但她的父親對異族通婚並不讚許。“生活在海外的華人總會望鄉懷遠，他們深愛祖國。既然我們在內地已經沒有家人，那自然不是選擇香港，就是選擇澳門，”Jocelene說道。

最後，他們選擇搬到澳門，因為澳門似乎更安靜，更適合他們家八兄弟姊妹的成長。“當我們來澳後，我覺得要適應本地生活並不困難，因為澳門是個多元文化的社會。你能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葡萄牙人和中國人，而這裡也沒有歧視。我父親希望生活在一個華人圈子裡，澳門就有這樣的環境，”她回憶著，並對比起他們在馬達加斯加的生活，“在馬達加斯加的生活非常簡單，我們有陽光、海灘和許多動物。”

儘管他們在馬達加斯加生活的歲月裡，中華文化並未扮演顯著角色，但在某些家庭活動中，他們仍會遵循中國傳統。“馬達加斯加曾是法國殖民地，儘管我們生活的環境十分西化，我們依然沿襲中國傳統，我們會有華人團體和節日，”她說道。

早年的異國生活並未為Jocelene留下太多關於慶祝國慶節的回憶，但她會叫母親告訴她當時的情況。“那時會舉行宴會，周圍中國人不多，但我們仍會慶祝。”雖然這些慶祝活動是華裔移民的大事，但國慶節對她而言並無特殊意義。“那天會有一些紀念活動，但我卻沒有特別的愛國感覺。或許因為我並未經歷過抗戰和新中國成立這些重要事件。很難說清國慶節對我有什麼象徵意義，但我會因為喜慶氣氛而加入家人慶祝的行列。”

Jocelene認為，愛國主義由眾多因素決定，而她覺得澳門有著強盛的傳統社團，使這裡的慶祝比香港熱烈得多。“澳門有眾多不同群體。老年人的愛國熱情比年輕人更強。但我認為澳門的愛國情緒比香港要高。港澳有所不同，澳門這裡有大量傳統社團，維繫愛國情感，人們受其影響，因而亦會參與慶典。此外，學生會經常陪同政府官員造訪內地，愛國情緒亦得以加強，”她補充道。

儘管對祖國歷史感到陌生，但作為馬達加斯加華人協會理事的廖小姐對祖國深感驕傲，“華人社群歷史悠久，我對身為其中一份子感到十分自豪，”她說道。

從印尼到改革開放之窗

在60年代印尼大量屠殺共產黨員和親共人士之前，盧學鋒視印尼如家鄉。他甚至會在領事館參與一系列活動慶祝中國國慶節。“印尼其中一位總統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我們舉行了許多慶祝活動，”他回憶道。生於印尼華僑家庭，盧學鋒會講普通話和印尼話。他是一位教授和記者，而他仍保留著宋慶齡1956年訪問印尼時，他與宋慶齡的合照。

然而，隨著政治動盪的開始，歡慶氣氛被絕望替代，但中印人民就算在更危急的時候亦依然維持友好關係，因而亦克服了人類必然存在的權力鬥爭所帶來的影響。“中印之前關係良好，但60年代發生反共及排華事件後，人們做不了生意，大量中國人陷入財務困境。意識到這個問題後，某些印尼人會悄悄地在我們門前留下食物，”盧學鋒說道，並指出即使當時出現了極為野蠻的行徑，但“動人故事”依然時有發生。

儘管如此，對於毛澤東的華人同胞而言，危險亦迫在眉睫。話說當年毛澤東曾計劃在農村合作社實施計劃生產，但最終導致了餓殍遍野的大飢荒。盧學鋒1971年來到澳門時大飢荒剛結束，而毛澤東亦將於五年後逝世。他先來到香港，之後前往澳門為家人尋覓一個安身之地，數月後，他的家人亦從印尼前來和他團聚。

不出數年，中國就要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下向世界打開大門，盧學鋒的生活亦即將改善。他在中旅社找到一份工作。“我見證了中國隨著鄧小平上臺後的開放過程。那時許多外國人會來到澳門和中國。許多人想去珠海，因而我獲得大量工作機會。我在澳門的生活就這樣開始了，”他回憶道，“當我的太太到埗時，她已經有一份鏡湖醫院的工作等著她，而我的小姨在內地教書，所以我們兩個女兒去了內地讀書，”他補充道。

儘管在印尼有很多事可做，因而過往從未考慮在中國生活，但他對澳門安靜的本地生活適應得“如魚得水”。“當時，我只有300蚊葡紙收入，但物價也低得多，”他回憶道。由於十分熟悉華人社群裡的傳統，所以澳門帶給他家的感覺。“我們亦接受中式教育，但方式不同。例如，我們的教師亦是印尼土生土長的華人，但曾到過中國，然後再回去印尼教書。”

時間流逝，傷痛漸遠，而盧學鋒很幸運，能夠在動盪時世裡依然與印尼餘下的家庭成員保持聯繫。“每年，我都會去印尼探望那裡的家人，有時我們會一起過春節。”

現年85歲的盧學鋒經歷了一連串不幸的歷史事件，現在他對中國的發展感到十分興奮，特別是科技上的進步。“以前中國人經常受歧視，但現在終於受人尊敬，”盧學鋒說道，而他亦未忘記那些尚未能享受到近年繁榮的人們。“我肯定希望中國進一步發展。中國許多地方的人們仍在極度貧困之中。大城市的人們生活得很好，我希望窮鄉僻壤亦能夠富起來。”當我們提到愛國主義時，盧學鋒認為他與孫輩對國家的感情並無兩樣。“總的來說，澳門的愛國情懷多於香港。例如，我的孫輩仍受家庭影響。我認為愛國主義並沒有在年輕一代中消失，”他最後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