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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領導人仍在爭論如何最好地為經濟增長注入動力，法國和義大利領導人現在認為，歐元區死板的“財政契約”應該放鬆。與此同時，歐元區北歐成員國領導人繼續要求更嚴格地實施結構性改革。
在理想狀況下，雙方可以自行其是，但目前難以看到可以免於重大債務重組或期限重排的結局。歐洲政客不能想像這一情形，這給歐洲央行造成了非常沉重的負擔。
儘管關於歐元區的復蘇遲緩存在許多解釋，但顯然公共和私人債務積壓是很重要的原因。如今，家庭和金融機構總債務佔國民收入的比重比金融危機前還要高。非金融企業債略有下降。而政府債務當然出現了劇增，這是拜銀行援助和衰退導致稅收收入猛降所賜。
歐洲還在與人口老齡化角力。歐元區南部成員國（如義大利和西班牙）日益受到中國紡織和輕型製造業的競爭。但正如危機前信用繁榮掩蓋了根本的結構性問題，危機後信用約束也大大加劇了衰退之勢。
誠然，德國增長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該國在十年前願意採取痛苦的經濟改革，特別是勞動力市場規則。如今，德國正處於充分就業狀態，增長也高於趨勢水準。德國領導人相信——有一定根據——如果法國和義大利也採取類似的改革，它們的經濟長期增長前景將迎來巨大的改觀。
但葡萄牙、愛爾蘭和（特別是）西班牙呢？自危機以來，它們已經採取了不少重大改革步驟，但它們都仍在經歷兩位數的失業率和停滯不前的增長，並且，正如上一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財政觀察》（Fiscal
Monitor）所揭示的，它們都仍在為嚴重的債務問題焦頭爛額。
債務積壓讓國家陷入惡性循環。過高的公共和私人債務約束了一國的選擇，並且毫無例外地伴隨著更低的增長，而更低的增長反過來又讓國家難以擺脫債務陷阱。去年春天針對所有敢於擔憂高債務的長期影響者的批評大多對大量學術研究成果視而不見，與此形成驚人相似的是，眼下對湯瑪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關於不平等性的研究的詰難也根本不顧大量證據。
誠然，並非所有債務都是以相同方式創造出來的，有強烈的理由認為，如果目的是為高生產率的基礎設施投資，就應該增加債務。歐洲在拓展道路網路方面的措施遠遠落後於許多亞洲國家。除了北歐國家，電網幾乎都是地方化的，要實現整合必須投入鉅資。
為了大幅提高或確保長期增長而正價債務是值得的，特別是在實際利率低下的環境中。類似的觀點也適用於旨在改善教育（如資金短缺的歐洲的大學）的支出。
但是，除了強化增長的投資，加強刺激的理由便不再強烈了。布拉德·德隆（Brad
Delong）和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指出，在存在龐大而低效的政府的經濟中，以收縮政府規模為目標的穩定債務措施實際上可能產生擴張的效果。
我得承認，我並沒有加入過這場爭論。（“緊縮”一詞在我和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2009年關於金融危機史的著作中一次也沒有出現過。）但是，我的總體感覺是，兩種觀點都有走極端的嫌疑。整體而言，不管是單純的緊縮，還是原始的凱恩斯主義刺激，都不能幫助一國擺脫高債務陷阱。縱觀歷史，其他措施，包括債務期限重排、通脹和各種形式的財富稅（如金融抑制），通常都會起到顯著作用。
很難想像歐洲國家能夠永遠避免債務工具全開，特別是在修復歐元區周邊脆弱的經濟時。歐洲央行擴張性的“竭盡全力”擔保確實可能足以為比目前所允許的更大規模短期刺激提供資金；但歐洲央行的擔保無法解決長期可持續性問題。
事實上，歐洲央行很快就必須面對一個事實：結構性改革和財政緊縮遠不足以成為解決歐洲債務問題的完整方案。在10月和11月，歐洲央行將宣佈其銀行壓力測試結果。由於許多銀行持有大量歐元區政府債務，其結果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歐洲央行如何評估主權風險。如果歐洲央行只能大致上理解這些風險，其作為監管者的信譽將受到嚴重打擊。如果它能更深入地理解這些風險，那麼一些周邊國家有可能已難以自保，需要北歐的幫助。我們希望歐洲央行的認識深刻一些，為整個歐元區周邊展開債務紓困談判刻不容緩。
肯尼斯．羅格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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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IMF首席經濟學家，現為哈佛大學經濟學和公共政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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