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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荷“持牌上崗”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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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餘 /文、圖

據悉,特區政府有意仿效美國拉斯維加斯,在澳門推行賭場莊荷的“持牌上崗”模式,使政府對博彩業的管理更規範並獲得更多的主導權,也避免博彩公司對施政的牽制力過於強大。

借助制度保證操守
現今,澳門有超過1萬名市民在賭場從事莊荷工作。以最新統計的27萬就業人口計算,相當於每27名勞動人口中就有1人從事莊荷工作。未來三年裏,還有多家大型娛樂場陸續開業,賭枱數目將增至目前的一倍,莊荷的數目亦將倍增,到時候每13名勞動人口中就會有一位從事莊荷工作,比例不可謂不大!而且,他們的學歷將影響澳門的人口質素,收入會影響澳門的消費水平,而他們的選票也可能影響澳門的政治生態。對於這個有些特殊的群體,實施“持牌上崗”究竟會有哪些好處呢?

對此,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所長馮家超表示,現時澳門的“問題賭徒”中,有一半是賭場的莊荷人員,尤其是年輕的一輩。主因是近年青年人大量加入莊荷的隊伍,薪金較一般中學生在就業市場任職高逾一倍,而且多間博彩公司進入澳門,打破了過去澳博專營的局面,無法有效地禁止員工參與賭場的博彩活動,加上年輕人的自製力較弱,往往在同輩的影響下就會去一試手氣。這情況類似同輩朋友吸煙,常會令經常在一起的朋友也嘗試吸煙,最終成為煙民。

馮家超指出:“這些年輕的莊荷,更可能因為每日從事莊荷工作,誤以為賭枱上有技巧可言,便會到其他公司的賭場一展身手,從此不能自拔。”因此,他贊成採行“持牌上崗”的荷官制度,最好每兩年作一次考核,通過一定的道德課程,以提醒荷官不要沉迷賭博。

澳門幸運博彩業職工總會理事長鄭康樂曾從事莊荷工作40年,見盡荷官們的人生百態,現在協助政府向有意加入莊荷工作的市民提供技術培訓。他一直呼籲原本收入較低的本地居民投入莊荷的工作,通過增加入息改善自身和家庭的生活條件,並強烈反對開放莊荷職位,輸入外地勞工。但是,對於近年不斷增加的莊荷人數,他一則以喜,因為這意味著更多澳門市民的收入得到增加,能搭上澳門經濟增長的快車;一則以憂,因為他獲悉很多年輕人放棄升學,加入莊荷的行列。

鄭康樂說:“他們中的一部份人,不能將莊荷視為一份普通的工作,而視它為一種技能的訓練,自己也不時落場投注。”在他看來,這是一種危險的訊號。可是,澳門目前沒有任何機制可阻止或是提醒他們。不光所屬的公司無法禁止,其他的博彩公司還更會盡力吸引顧客;同輩之間沒有約束,長輩亦約束不了。如果日後能實施持牌制度,政府的規定就能約束他們的行為,例如禁止持牌莊荷到任何賭場參與博彩,亦可通過培訓讓他們有更多正面的訊息。

實施時機尚未成熟
他認為,如果建立每兩年作一次考核的制度,在技術上能令從業人員不斷提升競爭力,政府亦可通過統一的要求、課程,讓從業人員掌握一些非賭枱上的專業技能,從而提升大量從事莊荷工作的當地居民的競爭力,令他們日後在可能的情況下,有能力再選擇其他職業。因為,澳門正在向多元化發展,即使博彩公司本身也會向非博彩領域投入更多的資源,使博彩業向拉斯維加斯的模式過渡,亦即將來博彩公司的收入中,賭枱和角子老虎機不會是唯一獨大的來源,非博彩項目如零售、表演、餐飲、會展等將佔收益的很大比例。日後,莊荷也可能會轉而從事新的工作,而有效的培訓將令他們較容易轉職。

馮家超指出,拉斯維加斯娛樂場裏的莊荷,均由當地政府發牌;莊荷轉職到其他賭場需要向政府登記,各博彩公司只可聘請有莊荷牌照的人員工作。

“由於莊荷的牌是政府發出,意味著有關的莊荷在技術和個人操守上得到認可。這樣,各博彩公司亦不能隨意解僱所聘請的莊荷。發牌制度也有效地保障了莊荷的工作。”他說,如果實行這個制度,就不會發生去年金沙娛樂場集中解僱一批“未合資格”的試用期莊荷的事情。就算博彩公司因為賭場生意差而要減少人手,被解聘的莊荷也可因為非本身錯誤的經歷和專業牌照,很容易轉投生意好的賭場繼續從事莊荷工作。

不過,對賭場莊荷“持牌上崗”的制度,在賭場工作近10年的莊荷林先生有不同看法:“現在最重要的,是讓有意入行的人得到培訓的機會,個個先改善生活。”另一位任職莊荷10多年的何先生也不大贊成實行這個制度,“萬一考不過,不能返工怎辦?誰養呀?”

任職莊荷一年多的中學畢業生楊小姐則表示:“如果可免費培訓,相信都可以接受。”

但馮家超認為,現時澳門還未到實行這種制度的時候,因為未來兩三年仍有大賭場落成,人手緊張,馬上推行新制度會使人誤以為政府通過提高門檻,使得居民進入高薪的莊荷工作機會減少,引發社會的反彈。幾年之後,各大賭場均已運作,從業人員數目基本固定,推行新的制度會較容易。

“無論如何,只要澳門市民瞭解新制度最終是令從事莊荷工作的市民受益,大家就會接受。”鄭康樂表示,明年大多數賭場開業,故今年開始研究,明年開始分階段進行,可以避免現時的一些問題惡化。

票倉作用難以忽視
2005年的立法會選舉,22名直選或間選的議員中,具有博彩業背景的議員就佔了7人,比例高達31.8%。以全體議員29人計算,比例也達到24.1%,博彩業利益代表在立法會中的發言權份量十足。這除了與博彩業對澳門財政收入以至整體經濟發展所佔的比例相對應外,也反映出博彩業經營者在對政府稅收和社會經濟作出貢獻之後,要求在政治建制中獲得相應的回報。

2005年選舉之前,當時金沙娛樂場主帥麥輝霆簡單一句“威尼斯人公司會鼓勵該公司的4,200多名員工登記做選民”,即時引起極大的回響。因為立法會選舉因投票率不高,故不足6,000票也可當選為立法議員,而該屆選舉“票王”吳國昌亦只有23,489票。可見,倘若博彩公司能動員旗下員工支持,這些博彩公司很容易在立法會內擁有自己的代言人。如果以單一技術的工作計算,目前澳門有逾萬名莊荷,隨著未來賭枱的增加,人數可能會增加至2萬人。他們如想推選1至2人為代表,在立法會內表達自己的聲音,理論上完全可行。當然,他們分屬不同的博彩公司,但不是所有博彩公司均有興趣派代表進入議會,這些莊荷亦成為各方爭取的對象。例如,麥輝霆當時表示不會推舉金沙的任何人參加立法會選舉,於是就有人想爭取金沙職員的票,通過一些芝麻大小的勞工事故,爭取成立內部的工會收攏人心。

現時的澳門幸運博彩業職工總會,前身是澳門娛樂有限公司娛樂場員工自組的聯誼會,其實是工聯總會的分支。兼任“聯誼會”和“總會”理事長的鄭康樂表示,總會沒有動員各家博彩公司的員工分別成立工會,任何公司的賭場員工均可以加入總會成為會員。他透露,曾有賭場公司內部人員籌劃組織工會,但因為澳門市民大部份均安於本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怕出頭被公司留難,故沒有人響應,使計劃未能成事。

總會鑒於澳門未有《工會法》保護積極參與工會工作的員工,不想影響員工的職業生涯,故無意動員各博彩公司的員工組織工會。但獲得澳娛莊荷的支持而當選為立法會議員的鄭康樂承認,莊荷人數眾多,會是各方政治力量的爭取對象,處理不好,容易影響政治活動。

馮家超認為,雖然“持牌上崗”的制度在政治上沒有直接的關連,選民仍只是作出自己的選擇,但至少通過這一制度,政府可以向一大批有投票權的市民進行教育和宣傳,提醒他們選舉的自主性和獨立性。

他表示,無論是對莊荷從業員工的素質和收入還是從政府的管治和社會的穩定來看,實行賭場莊荷的“持牌上崗”制度,對各方面均有正面作用。澳門已經邁開向拉斯維加斯學習的步伐,而莊荷的“持牌上崗”制度在美國實施多年,証明是一套值得效法的制度,勢在必行。“現在,只是時機末到,時辰一到應及早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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