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鮑拉
豪客手中大把大把的金錢，往往在澳門賭場貴賓廳的優雅氛圍中揮霍掉。但據分析人士說，輸家中，特區政府亦是其一。現時賭場承批公司、博彩中介人和賭客三位一體的機制，等同於避稅。監管當局則對此予以否認。然而，貴賓廳及博彩中介業務的透明度又有多大呢？
納稅有漏洞？
在去年年底發表的一篇題為《對監管澳門的貴賓廳承包經營人之我見》的論文中，學者蕭錦雄提出警告，認為澳門特區政府可能對賭場貴賓廳的真實營運情況所知不多。他主張設定新的更清晰的法例，以便掌握實際上有多大金額在這塊博彩業盈利最大的市場上流動。
以這位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的看法，澳門的博彩體制過度依賴賭牌承批公司監管貴賓廳，忽略了博彩中介人(俗稱“疊碼仔”)常常提供給賭客的免費招待，如酒店客房、吃喝玩樂和交通接送。他說，這些也應納入徵稅的範圍。
蕭錦雄對《商訊》說：“應該設立某種自我報告機制，來補充承批公司提供的資訊，以使賭客對澳門的博彩業更有信心。”
但仍有其他的方法逃稅，例如檯面數檯底數的手法。監管當局與賭場如何才能得到有關博彩中介人同賭客之間秘密交易的資訊呢？蕭錦雄說：“問題在於讓博弈各方都參與其中。”
“我們真的需要所有的關係人對某些議題達成共識。不能僅僅要求他們提交財務報表，就以為解決了所有問題。”他說，“這種做法是內華達州的慣例，只不過澳門位於亞洲，我們有自己的做法。在本土，我們極注重面子和關係，因此澳門才產生了貴賓廳。”
博彩分析員 Ben Lee 批評博彩監察協調局的職能，與蕭錦雄同樣認為澳門有無牌博彩中介人(疊碼仔)在活動，儘管官方否認其存在。他說，結果是政府在蒙受金錢損失。
Ben Lee 透露，因隱蔽利益的存在，
監察調查沒有成效。他說：“因為知道博彩中介人背後的勢力，他們知道誰是中介人及貴賓廳廳主的後台，他們對博彩中介人很放任。”
“出於一種自我保護，貴賓廳裏發生的事情就顯得不重要，不受監督了。”Ben Lee如此斷言。
賭廳冇王管？
那麼，難道這真的意味著貴賓廳的賭收無人知曉嗎？Ben Lee給了一個自信的回答:“噢，理應能夠知道，但這並沒有發生……”
貴賓廳市場佔澳門賭收的六至七成，而且是博彩業的命脈。這也是Ben Lee何以認為政府維持謹慎，不太介入貴賓廳業務的原因。“如果大陸限制貴賓廳，澳門博彩業將會收縮至不到現時的零頭。”他說，“(政府)對貴賓廳的監察機制像是做點門面功夫，使我們看起來好像正在做該做的事情。”
儘管承認有改善的空間，特區政府博彩監察協調局局長雪萬龍反駁了Ben Lee的說法。
他說：“博彩監察協調局有20多位審計員、約300位調查員在賭場內直接工作。以我所知，世界上並無其他地方有這樣的監察。”
“本局每天收到貴賓廳內的碼數日報表，博彩中介人和賭客都使用它們。我們會存檔，賭場也自行保存其記錄。”這位局長解釋說。
中介人幾多？
一直以來，澳門賭場用獨特的方式接待高額投注的貴賓客，將他們與中場的普通賭客區分開。貴賓廳和中場是兩個體系，不但經營方式不同，而且影響經濟及社會的力量也有不同。
有位學者指出，澳門的貴賓廳承包制度，可追溯至上世紀30年代，此後它慢慢演變、發展，衍生出一套很特別的規則，有時候並不易掌握。貴賓廳承包制度的複雜性，其特有的非常特別的規則，賭場經營人、貴賓廳承包人、博彩中介人以及賭客之間錯綜複雜的交易關係網絡，常常惹人生疑。
他說，博彩中介人是貴賓廳體系的基石。他們活動的性質經常令問題叢生，而目前澳門究竟有多少博彩中介人在活動，社會上仍未有共識。
根據澳門的博彩法例，博彩中介人，無論屬公司或個人，必須進行登記申領准照，讀者可登入http://www.dicj.gov.mo查閱博彩中介人獲發准照的詳情。
依蕭錦雄副教授的看法，問題在於很多博彩中介人並未進行登記。他說：“恐怕法例並未得到嚴格執行。事實上，根據不同學者為數不少的論文披露，(博彩中介人)數目比博彩監察協調局公佈的為多。”
但雪萬龍局長反駁這種觀點。他說：“無牌從事中介活動，對博彩中介人來說風險是非常大的。”他還說，中介活動須經常接受博彩調查員的監察，而坊間的很多批評，源於不瞭解博彩監察協調局的監察方法。
雪萬龍說：“人們應該先嘗試瞭解我們的監察方法，直接向我們咨詢發問。有趣的是，大多數批評來自本地，因我經常聽到外國觀察人士稱贊我們的方法及博彩法規。”
他還指出，在澳門，博彩中介人及(賭牌)承批公司都必須遵守法律的規定。“博彩中介人准照逐年續發，他們必須親身到博彩監察協調局的辦公地點填寫大量表格，提交個人及業務上的資料，申報所有的資產連同銀行帳戶。”
另一規定是博彩中介人不可以獨立經營。“博彩中介人必須先與一家或多家承批公司簽訂合同。沒有這份合同，本局不會給他們發准照。因而，博彩中介人全都必須掛靠一家或多家賭場營運公司才能開展業務。”雪萬龍補充道。
獲利有多大？
澳門無疑需要貴賓廳業務，而貴賓廳業務又離不開博彩中介人的角色。在進入澳門市場的初期，幾家外資承批公司曾嘗試撇開中介人直接與賭客打交道，但很快便意識到此路不通，因為其中有個再簡單不過的原因：無法收回賭債。
中介人需要為其客戶進行信用擔保，並向承批公司負責收回賭債。這是一門高風險的生意，但它同時也回報豐厚。不然，澳門也不會有153名獲登記許可的博彩中介人，他們有的屬於公司，有的為個體戶。
在研究中，蕭錦雄試圖對比貴賓廳的博彩毛收入分佈，從而分析1986至2009年間博彩中介人的收入變化趨勢。其結論是，他們比政府賺得多，而且“收入大幅增長，但貴賓廳承包人僅只得到那收入的5%。這可以部分解釋為什麼貴賓廳廳主的數目減少。”
蕭錦雄說，在1986年只收取26%博彩稅的年代，賭場持牌公司能獲取佔毛收入35%的利潤。那時候，貴賓廳廳主的獲利為毛收入的15%，博彩中介人則獲利24%。2009年，政府增徵博彩稅至40%，賭場持牌公司獲利跌至毛收入的12%；再者，處於一個自由化的市場環境，面對日漸增多的賭場競爭，收益預期會輕微下跌。而2009年，博彩中介人的獲利則由24%攀升至43%。
“我敢說他們(中介人)比政府賺的多很多，這就是為什麼我提出要留意貴賓廳的財務狀況的原因。”這位專門研究博彩業的學者說。
博彩中介人尋覓有支付能力的客戶，與這些豪賭客建立起一種特殊的享有特權的關係，他們的收益來自承批公司按賭博收入支付的佣金。然而，博彩中介人的角色遠遠超越了博彩。Ben Lee相信，他們也是從大陸搬運輸出金錢的運輸器。
錢確能通神？
他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假設我們接受這個事實：六成博彩生意來自中國內地，而中國內地限制只可帶5,000美元現金出境，那麼你不禁要問：這些豪客如何可過來澳門頃刻間豪賭千百萬？”而且，他相信自己已經找到答案:“這正是博彩中介人生存的關鍵——他是轉移輸出金錢的通道。同時，他又是收數的管道。”
“賭場不想同賭客直接交易，他們不知道賭客的財政狀況。博彩中介人是個擔保。”Ben Lee說。
雪萬龍局長則有不同見解：“博彩中介人通常在內地有生意，支付就經這個管道進行。賭客不必一定要在澳門付款，因為他的錢不在澳門。當中介人引介某一賭客來耍樂時，那是因為他已對這個客人有一定的瞭解。”
顯而易見，政府博彩監管當局並不像一些研究和分析人士那樣以懷疑的眼光看待博彩中介人。
事實上，雪萬龍說對貴賓廳的調查程式行之有效，他不相信中介人同客戶以及貴賓廳承包人之間可能存在太多
的隱秘交易。
“如果出事，博彩中介人會冒被賭客指責的風險。再者，事實勝於雄辯，只有擁有多些賭客，中介人才能從博彩中獲利。如果他到處招搖，向他們一個個提出隱蔽方案，他有被抓的風險。這講得通嗎？”他對此反問道。
前景將如何？
貴賓廳體系內，博彩中介人是場面上最為突出的。但政府的監察涉及有關係的各方，必須找出可能的最好方法，去監控體系內所有的博彩活動，而不僅僅是監管貴賓廳內的活動。為此起見，賭場經營公司必須自行保存好記錄和檔案，以便任何時候都能接受審查。
記者在採訪中感到，特區政府博彩監察協調局對此極為重視，將保護好澳門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彩娛樂中心的形象作為頭等大事。
隨著新加坡賭場的開張，人們將兩地進行比較在所難免。到目前為止，澳門只能把自己同拉斯維加斯比較，但現時其他亞洲區市場正慢慢發展，保持“清潔”的形象符合澳門的最大利益。如果澳門想吸引遊客，把自己打造成一個會展旅遊中心，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來洗脫同賭博有關的犯罪行為。
雪萬龍認為，澳門是一個謙虛好學的好學生，為發展一套最適宜的調查和監控機制，政府在短期內已做了很多
工作。
相反，Ben Lee認為仍有很多改進的空間，尤其必須在掌握賭客的資料上下更大功夫。
“這並不是火箭科學。”他補充說，“世界上有很多經試驗過或驗證過的機制和方法，如一個客人來娛樂，你必須要求他出示護照，摘錄下其資料，知道他在賭多大的金額。假如某位賭客來賭10億港元，我們就要問他怎樣將錢帶出中國內地。我們也有法子問他，因為他所有的資料都已經在我們手上。”
當客戶下注超出某一金額，各賭場已盡職盡責進行登記報告，但Ben Lee建議須保存這個客戶的資料，而且銀行、監察當局及賭場之間必須建立一個資訊交換系統，以增加非法洗錢的難度。
就賭場收入及政府稅收而言，貴賓廳業務在澳門扮演了決定性角色。然而，就賭場的利潤而言，與中場業務相比，它並非重要的進貢者，因為多於五成的貴賓廳賭收用於支付博彩中介人及其代理人。而中場業務沒有這些費用。因此，有預測認為，雖然博彩中介人在未來很長的日子將佔據澳門博彩業的半壁江山，但他們也將逐漸失去其重要性。
近期，海立方娛樂場橫空出世，成為了城中唯一一間沒有貴賓廳的純中場賭場。這又是否一個預示博彩中介人勢力式微的信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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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廳緣起
在《澳門傳統賭博業之貴賓廳契約體系》一文中，作者解釋了進客(即博彩中介人)及貴賓廳的起源，也確認了澳門獨特的貴賓廳市場發展過程中的兩個重要時期。
澳葡政府早在19世紀40年代就將賭博合法化，而港英政府則於19世紀70年代正式禁賭。這為澳門的賭博業提供了一個穩定可靠的市場，香港和廣東成為其主要客源地不足為奇。據論文所述，上世紀30、40年代，因應經濟需求，一些失業漢或一批經濟上山窮水盡的男人拓展出一種新的攬客、推銷賭場生意的手法。中國話叫這些人為進客，“進” 的意思是“介紹”，而 “客” 的意思是“客戶”。“進客”出外到周邊城市招攬賭客入賭場賭博。
依作者解說，貴賓廳體系發展過程中的第二個重要時期為上世紀70年代。在這一期間，澳門娛樂有限公司獲批本地博彩專營權，葡京娛樂場接踵開業。
區域內最大的賭場酒店必然將數目可觀的遊客吸引來澳門，渡輪成為了從香港運送客人到澳的唯一途徑。船票的供不應求造就了一批炒票“黃牛黨”，他們趁機撈一把，買入船票，將價格炒高轉售給乘客。這無疑給賭場和船公司的經營者(兩者皆為澳娛所屬及經營)帶來麻煩。顯而易見，情況繼續下去對船公司和賭場都不利，它們兩者皆為澳娛所屬及經營。為解決問題，澳娛向炒票者提供一個方案：如若他們停止炒票活動，不滋擾渡輪碼頭，澳娛將准許他們在賭場內掙錢。
此前“泥碼”制度已產生，因而這批票販子就受邀晉身賭場，從事泥碼售賣交易。
1962至2004年間，澳娛(2002年起由其全資擁有的屬下子公司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取代)一直獨享博彩專營權。論文作者提及，貴賓廳契約體系由澳娛創立並獨家經營近20載，直至2004年港資的銀河屬下的華都娛樂場開業並開展貴賓廳業務，壟斷的局面才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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