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身為一名決策者可不容易。我們正處在一個難以預測的時代，世界看來正陷於無休止的變動之中，人們所面對的挑戰也非常巨大；而最令人頭痛的還要數：許多情況下出現的、正確短期政治與正確長期政策之間的衝突。

在經濟問題、氣候爭論以及安全事務等領域中，近期的壓力往往倒向一邊：人們要求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希望待到財政形勢更為適宜之際，再達成氣候協定；此外還應避免在打擊全球恐怖主義問題上作出實質性的軍事承諾。然而，在上述各議題中，正確的長期政策幾乎都肯定與這些觀點截然相反。

消除短期考慮與長期利益間的差異之道何在？在如何消除差異這一問題上制定決策，就是在從根本層面上決定：我們對於自己的未來寄予了怎樣的信念，又存有哪些期待。在決策過程中，只有頭腦方可在如何行動方面為我們提供引導，但告訴我們在採取行動時究竟對何種理念持有真正信仰的，卻是我們的內心。

從經濟方面看，在銀行體系崩潰之後近乎普遍存在的常規智慧認為：市場已然失靈，國家需要介入。約翰·肯尼斯·加爾佈雷思所著《1929 年大崩盤》一書以及凱恩斯短文集的古老文本，終於結束了長期的塵封狀態，又一次被人們如饑似渴地閱讀。這種常規智慧的確所言不虛：市場失靈了，國家需要介入。財政與貨幣方面的刺激措施本身就很重要，但其更為重大的意義則在於：這些措施顯示出政府的力量將被用來防止危機的傳播，阻止崩潰之勢進一步蔓延。

但當我們進而分析另外兩個問題時（這兩個問題是：我們能期待出現怎樣的經濟復蘇，以及我們正在試圖塑造出何種類型的未來經濟），那種認為國家還需繼續扮演強力介入者這一角色的觀點，就無論如何都不是一種明確無誤的答案了。相反，我們需要私人部門重獲進取之心、創新精神與勃勃生機，我們也需謹防監管措施走向極端、以至信用額度受到擠壓；此外，我們肯定也應當避免保護主義喧囂塵上。

的確，私人部門將需要進行大規模的重組，而本次危機中積累下的巨額赤字也必須得到消除；這意味著國家及其服務將要經歷激烈的調整。但當最終塵埃落定之際，推動全球經濟繼續前行的力量將不是政府，而是商界。

換句話說，“市場失靈”這一斷言已寬泛到令人擔憂的程度。市場中的某一部分確實出現了失靈，但政府與規制者本身就是失靈現象的一部分。如果我們堅信這一觀點為真的話，那麼最終使我們重新迎來繁榮的將會是私人部門的創造性（從其最好的意義上理解）。因此，在將來的幾周以及數月之內，我們需要制定出有助於私人部門的決策，而不是對其加以傷害。

同樣，在環境與能源議題上，若是我們認為地球環境可能正因人類活動而發生改變的話，那麼無論財政壓力有多麼巨大，我們都需要使全球經濟走上一條通向未來的低碳道路。這並不意味著當我們努力制定一份替代《京都議定書》的全球新條約時，可以提出不切實際的主張；我們不應由於好高騖遠，反致一事

無成。

我們可以基於森林砍伐、能效以及可再生資源方面的現有知識，採取重大行動，以在未來10年之內帶來巨大變化。之後，我們將需要建立一種長期的激勵框架，以發展未來技術。但其中的要點在於：現在可不是拖延行動的時候。

中國（也包括現在的印度）對此問題的嚴肅態度，以及巴西和新興市場中其他國家對於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的熱情，都為世人提供了不應錯過的巨大機遇；而對於西方來說，我們不應忘記每桶售價100美元的石油。能源安全方面那些令人引以為戒的理由，使我們瞭解到改變經濟性質，以降低碳依賴性的必要。

而我們在安全問題上所面臨的決斷，或許是所有領域中最為艱難的一個。由於當前戰事漫漫無期、駐阿部隊傷亡慘重等可以理解的原因而對反恐戰爭失去信心的公眾，正在認同撤軍這一觀點；但這也正是我們需要決定自己究竟對何種理念抱有信仰的、最為重要的問題。 比如，目前阿富汗局勢之所以舉步維艱，是因為我們所面對的力量正欲使我們身陷此般困境。他們通過利用恐怖主義以及對平民的殘暴威嚇來實現這一目的，而這也是對國際社會所明確闡述之意志的挑釁之舉。

民眾只要有機會，便會希望擁有負責的政府、得當的法治以及選擇自身命運的能力，這一點已被一再證明。那些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索馬裏、葉門以及諸如此類的國家中利用恐怖進行統治的勢力，正令國家陷於不安，並使民眾享受和平生活的願望終成泡影。

現在撤軍並不會使這些國家的民眾免於我方的干涉，它只會令其落入某些組織的魔爪之下；而為我們所擁護並為那些民眾所希望的生活方式，正面臨著這些組織的極端主義的威脅。因此，無論面對多大的困難，我們都應謹記自己所堅信的理念以及為何有此信仰的原因。

有鑒於此，即便世界正處在重重不確定之中，但如今卻正是一個明確方向的時刻；而一種制定在強烈信念基礎上的戰略，便是這種明確感最佳的來源。

托尼．佈雷爾

前英國首相

 (本文為Project Syndicate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