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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危機管理政策亟待盤整


在最近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眾多中國高層決策者都選擇繼續執行在去年第四季度展開的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但會議也同時提出,要將重點放在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換以及平衡經濟結構方面。

這一舉措所帶來的信號,就是中國——搶在其他國家之前——已經率先開始擺脫由危機所主導的經濟政策。事實上,中國有必要加快這一自身轉換的進程,因為這一系列擴張性政策雖然確保中國實現了經濟的V型復蘇,但這些政策所可能帶來的中長期影響卻是令人憂心的。

首先,中國的危機管理導致其自身發展模式——以大規模投資需求為特點的——所產生的問題更加嚴重。相對於其他主要經濟體,中國的投資比率過高,而且自2001年以來就不斷上升,導致了首輪經濟過熱以及隨後產生的產能過剩問題。然而,直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到來之前,強勁的出口勢頭掩蓋了國內的產能過剩,而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卻在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的影響下進一步加深。事實上,中國的投資比率在2009年度已經超過50%了。

其次,中國的外部不均衡狀態可能惡化。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前,貿易和出口分別貢獻了全國GDP67%37%,但危機發生之後這兩項所占的比重都嚴重下滑。但即便淨出口對GDP的貢獻已經降到了負數,中國對外部需求的依賴性也並未得到根本性改善。實際上進一步惡化的產能過剩問題,加上其他許多依然存在的價格扭曲問題將導致中國企業進一步擴大針對出口市場(比如美國)的生產,更何況這些出口目的地的貿易保護主義形勢將在2010年以後繼續加劇。

第三,中國的金融穩定和財政狀況將可能在中期惡化。政府對產能過剩問題有清醒認識,但是依然將經濟刺激計劃集中在基礎設施而不是新的工廠之上。但基礎設施是一項長期投資,如果不能和生產力投資相結合的話,基礎設施的投資回報將更為低下。正如一條八車道的高速公路必須要有車走才能賺回過路費。

此外,由於操之過急而且缺乏有效監控的政策執行,在基礎設施投資建設上的浪費現象將十分嚴重。當投資比率達到50%以及GDP增長率達到8%的時候,持續增長的資本產出比率將超過6,而 1991-2003年期間這個數字還只是4.1 ,意味著不但投資效率低下,而且很可能出現大量的不良貸款。

最後,貨幣政策已經太過寬鬆。與美國不同,中國沒有在全球金融危機中遭受流動性不足以及信貸緊縮問題的衝擊。因此刺激了2009年上半年爆炸性的信貸增長,直接超出了全年信貸總額目標的不是企業的需求,而是低利率以及非市場干涉手段。如果商業銀行只需要在經濟原則下作出貸款決定的話,信貸和貨幣供應的增長將更為緩慢,也減少了壞賬比率升高的風險。然而,失控的企業改革進程,通脹壓力以及資產泡沫的復蘇,導致過剩的流動性都湧入了股票和房地產市場。

事實上,中國的住宅價格近幾個月都在瘋漲。政府在扶持地產需求復蘇方面過度寬容,同時也對資產價格下滑對經濟發展的負面效應過度恐懼,以至於在處理再次湧現的泡沫方面太過謹慎。由於房地產部門占中國GDP10%,而地產發展占了固定投資總額的25%,這意味著任何試圖控制房產價格這匹脫韁野馬的決策都難以下定決心。

總而言之,如果政府無法直接面對經濟結構的問題,那麼中國政府的危機管理手段對國家長期發展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將十分嚴重。但也必須指出,政府對這個問題也已經有了清晰的認識,並開始著手將結構調整問題放到優先議程當中。

比如在2010年,政府可能會通過將財政收入更多地分配到與企業有關的家庭經濟部門來刺激國內消費,並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以降低居民家庭的防禦性儲蓄。當然,如果沒有一個更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的話,那麼構建和諧社會的官方說辭也只能是一句空話。此外,政府應該創造包括匯率機制在內的更具靈活性的機制來消除價格扭曲現象。

政府的目標不但是要重振經濟,而且還要將中國經濟結構問題不斷惡化的勢頭扭轉過來,並為未來的發展構建一個更為穩固的基礎。在這方面,中國人有理由感到樂觀,因為我們的政府在過去30年以來已經成功打破了無數關於中國經濟即將覆滅的

預言。

余永定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本文為Project Syndicate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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