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召開的二十國集團峰會選在匹茲堡市舉辦，真是恰如其分：一個發達工業化國家舊時的工業中心，為那些已被允許制定強化金融體系之議程的發達國家提供會場。除去幸災樂禍之情外，新興市場國家並未帶來更多的談判議題。

美國正在強調標準更高的資本充足性管制，而歐洲人則在推動有關金融領域追償行為的改革。儘管這兩種提議都具備優點，但在它們是否足以令我們這個危如累卵的金融體系得到穩定這一問題上，最多也只能算作懸而未決。

而就新興市場國家能為此議程增加何種內容這一問題，說得好聽一些，其答案是：尚不清楚。它們對其將如何改革金融體系所言甚少，這些國家可以辯稱這並非它們的問題：過去兩年中的這場危機集中發生於發達經濟體中，這些發達國家的金融體系才需要得到修補。

不過，在匹茲堡制定的議程將不單塑造美國和歐洲的金融體系，也將塑造全球金融體系，其結果是喜是憂尚難判斷。金融市場的整合程度如此之高，以至於確立任何規則都難免會對新興市場國家產生深遠的影響，而且無論人們是否樂意，這種局面都將繼續維持下去。中國、巴西和俄羅斯已經就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變為一種真正的國際貨幣這一問題，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建議，這些提議可能會在10年或20年內奏效；但這些國家尚未就當前情況下，將如何對金融體系和政策加以改革一事發表觀點。

第一要務應當事關國際銀行。直到今日，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共同領導的國際機制一直在推動各國，促使它們允許外國銀行進入本國市場。如果業已目睹了外國銀行行為中所存在之深刻問題的新興市場國家，現在堅持金融機構的所有權和控制權應歸屬本國的話，也將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這種囊括一切的政策將是錯誤的選擇。與外國銀行一有風吹草動便會立即開溜的擔心正好相反，在目前的危機中，這些銀行為它們設立於新興市場國家的子公司繼續提供了力度非同尋常的支援。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跨境借貸在擁有大量外國銀行存在的國家內下降的幅度，低於其在外資未能控制銀行主要所有權的新興市場國家中的降幅。如果有什麼區別的話，那便是資金較少的國內銀行在危機中更有可能縮減放貸數量。

一些人會說，波羅的海國家和東南歐國家可謂幸運，因為進軍其市場的是負責任的瑞典和奧地利銀行，而非其含有毒資產的美英同行。不過，這一評論也指出了人們所需要的東西：一種界定在一國銀行被允許進入之前必須滿足哪些條件的機制。

這些銀行的母國必須為金融杠杆設定上限，並限定出可被接受的流動性與融資行為，同時還要建立一種負責辦理龐雜的金融機構業務終結程式的處理制度。除非母國有這些措施，否則新興市場國家應當可以對該國銀行的准入請求說不。

優先事項中的第二點在於，應當界定出嚴格的新興市場標準，以在外國銀行被准許進入之後對其加以規制。儘管有著其他的優點，但外國銀行的存在總是與貨幣錯配聯繫在一起。在中歐和東歐地區，外國銀行向那些收入以本國貨幣進行結算的公司和家庭提供以歐元和瑞士法郎計數的企業、家庭和汽車貸款，這種做法在本國貨幣貶值時，便會加劇企業和家庭所受之金融苦難。而對其銀行資產和負債正是以母國貨幣進行計算這一點心知肚明的奧地利、義大利和瑞士等國的管理者們，則故意忽略了這一問題。

上文所暗含之意便是：新興市場國家在鼓勵外國銀行進入之時，也應同時對此類銀行的本地貸款行為加以嚴格的限制。而且，因為這種嚴格的限制措施若是只由某國單獨採取的話，那麼外國銀行可能會因此避免進入該國市場，所以新興市場國家需要攜手組建聯合陣線。

最後一點在於，新興市場國家需要進一步加強其在構建債券市場方面的努力，不過這種努力應該以本國作為基礎。一個國家的債券市場卻是發達，其所受的危機負面影響便越小，因為這些國家的大型公司在銀行之外，還可以繼續從其他金融源頭獲得資金。

將這些市場向外國投資者開放雖然已是令其得到發展的主導戰略，但卻有利有弊。韓國，這個外國投資在證券市場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亞洲國家，也體會到了最為劇烈的價格和匯率下跌，因為這些以對沖基金為主的投資者被迫進行去杠杆化操作，將資金抽逃回母國。

鼓勵外國投資者參與其中，確是一條推動本國債券市場發展的捷徑，但近期的經驗表明欲速則不達。將外國參與程度限定在審慎水準上的規制措施，應成為新的國際機制的一部分。

二十國集團的下一任主席國將是韓國，新興市場國家應當從現在開始著手準備向韓國申請發言機會了。

文：巴里．艾肯格林（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與政治學教授）

 (本文為Project Syndicate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