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索維特/文
過去二十年來，世界直接外資的流量發生了迅猛的增長，從20世紀80年代的400億美元一路飆升到了去年的9,000億美元。直接外資的累計總額已經接近了10萬億美元，使之成為向國外市場輸送商品和服務的最重要的方式；國外分支機搆的銷售額合計約為19萬億美元，而與此相對應的全世界出口總額卻只有11萬億美元。與此同時，直接外資形式在幾乎所有國家實現自由化已經成為公司內部貿易的推動力量，直接外資是新興的統一國際製造體系賴以生存的血液，已經佔據了世界貿易三分之一的份額。但是，這樣的黃金時代是否已經結束了呢？
直接外資可以帶來一系列的好處，但也能讓我們付出代價。20世紀70年代，直接投資國外的跨國公司剛剛引起人們注意的時候，很多政府都認為直接外資的代價超過了它的收益，因此採取了控制外資的政策。20世紀80年代，權衡直接外資利弊的天平在發達國家的引導下開始發生傾斜。從前一直被認為是問題製造者的直接外資，慢慢開始成了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推動力量。
這種變化最好的例證，莫過於國家的直接外資政策。按照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報告，1991到2004年間發生的共計2,156項變革之中，93%都符合為跨國公司創造更有利的投資環境的大方向。但現在，我們卻面臨著天平再次傾斜的真實的危險，這可能導致自由化的過程發生回潮。
發達國家的直接外資(新興市場也有向這個方向靠近的趨勢)經常會採用跨國兼併的方式。但在涉及到被政界人士看作“國家領袖”或者對國家的安全、經濟、發展和文化特性有重要意義的國內企業時，對上述兼併的抵觸情緒越來越多地成為了家常便飯。私有資產機構越來越多地參與兼併活動有可能進一步引發爭議，因為這樣的交易通常被認為帶有純粹的投機性質。
打著“經濟愛國主義”、安全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旗號，越來越多的國家將抵制兼併寫進了本國法律。比如，美國參議院委員會不久前試圖阻止放鬆外資對航空公司兼併限制的法律規定獲得通過，無獨有偶，歐洲剛剛出臺的兼併法律其限制性也大為增強。不僅如此，在對外國公司兼併進行審脤時，各國政府在執行現有的監管規定時都變得更加一絲不苟。
上述反應中還夾雜著由於新興市場跨國企業的崛起而導致的保護性行動，這些新興市場企業成了“經濟舞臺上新的對手。”老牌的跨國企業和它們的源起國需要為迎接新勢力的挑戰作出調整，還要適應這些新貴企業為世界市場帶來的變化。正如我們在很多情況下所領悟到的，適應新的變化並不容易：只要對比一下法國阿爾卡特和美國朗訊合併與中海油收購雪佛龍或者米塔爾收購阿賽洛所引起的截然不同的反應，這一點就再清楚不過了。
一旦外購服務的發展速度加快，另外一種形式的保護性動作很可能開始嶄露頭角，但這次是直接對外投資將要受到挑戰。所有跡象都表明：外購的發展已經到達了臨界點，進一步的外購要通過直接外資的形式才能實現。如果外資輸出國不加緊制定恰當的調節機制，來應對實現服務工作可交換這一迅速崛起的挑戰，那麼這種直接對外投資所引發的強烈反對情緒最終會變得無法避免。
直接外資所引發的不安，目前還主要局限在發達國家的範圍之內。但已經有跡象表明：這種憂慮正在向新興市場悄悄地擴散。特別在涉及到大型項目時，有些東道國正在對界定自身與跨國企業之間關係的合同提出疑問，東道國政府也在對上述合同進行審脤，理由是他們相信（不管這種想法是對是錯）自己並沒有得到公正的對待。在已知的219起涉及投資項目的國際仲裁訴訟案中，約有三分之二都是在過去三年內提出的。
對直接外資的保守態度（任何外來事務也都會面臨同樣的命運）在所有國家集團中普遍存在，而政治家們可以讓這樣的保守態度浮出水面，造成保護主義的後果。儘管如此，如果由過去二十年來一直領導著直接外資自由化運動的發達國家再來帶頭發起抵制運動，這未免太過具有諷刺意味。讓我們共同盼望發達國家的反自由化浪潮能夠在蔓延到世界其他國家之前得到有效的遏制，避免最終帶來我們都不希望看到的後果。
（作者系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投資專案執行董事，本文為Project Syndicate特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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