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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儉的中國與揮霍的美國
opshiller
羅伯特•席勒/文

中國的儲蓄率是所有大國裏最高的。中國的國民儲蓄率(未被立即消費掉的國內產硉百分比),包括公共儲蓄和私人儲蓄在內,大約是50%。恰恰相反,美國的儲蓄率是所有大國裏最低的,只占國內產硉的約10%。其他所有國家幾乎都處在這兩極之間。

儲蓄率的差異至關重要,而且毫無疑問是目前中國年經濟增長高於美國整整六個百分點的主要原因。如果人們把一半收入都用來儲蓄,那麼他們的資金投入就能夠推動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的儲蓄在很大程度上是良性迴圈:快速的經濟增長帶來了高額儲蓄,而高額儲蓄反過來又支持了快速發展。

中美儲蓄率的差距幾十年來一直在拉大。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的儲蓄率是美國的兩倍。而現在卻是美國的五倍。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異呢?

令人遺憾的是,對儲蓄率的研究並不是一門精確的科學。有些國家的模式較為明顯。產油國一般都樂於儲蓄,而危機或內亂嚴重的國家則相反。但這兩種模式都解釋不了中美之間存在的差異。

20世紀80年代初人民對醫療、養老、教育的信心下降以及就業安全感的減退,可能是導致儲蓄率居高不下的部分原因。但上述這些因素在美國也同樣存在。

中國的高額儲蓄也許更應歸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習慣。隨著中國民眾收入的快速增長,人們更容易想到儲蓄,這是因為他們還沒有習慣于更高的生活水準,對再多過幾年苦日子也並不那麼介意。他們也願意容忍鼓勵儲蓄的國家政策。

舉例來說,幾乎在1979年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的同時,中國的儲蓄也開始增長,儲蓄的增長防止了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後人口的大幅反彈。已故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弗蘭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在發表於2004年的最後一篇重要論文
(與Shi Larry Cao 合著)中認為,上述人口變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儲蓄率的上升,原因是子女投資代替資本投資成了中國民眾最主要的投資手段。

但收入增長和人口變化也並非全部因素。歸根結底,儘管收入增長、生育率下降是中國和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特色,但高儲蓄快增長的良性迴圈在中國的發展勢頭遠比其他發展中國家更為強勁。

事實說明:中美儲蓄率的巨大差異背後隱藏著其他的深層原因,它們反映了兩國民眾迥異的生活經歷,以及這些經歷對兩國文化不同的滲透作用。

首先,儘管中國人民並不選舉領袖,卻對本國政府有著更深的信任。不久前的世界價硉觀念調脤專案(World Values Surveys)顯示,96.7%的中國人民信任自己的政府,而美國的比率僅為37.3%。同樣,83.5%的中國人民認為國家由全民而不是少數大的利益集團管理,而持這樣想法的美國人僅占人口總數的36.7%。有了較高的信任度,中國政府和企業就能更好地推行嚴格的政策,促進儲蓄和經濟的發展。

不僅如此,儘管經濟上的不平等在兩國都呈上升之勢,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的理解卻截然不同。在被人們普遍譽為“機遇之國”的美國,人們無法忍受貧困所帶來的恥辱,特別是當整個國家取得巨大成功的時候,卻沒有任何一種文化能使貧困人口保留一點自尊。隨著不平等現象的加劇,很多人為了保住臉面而消費,竭力維持著表面的成功。不僅如此,擺脫了窘困經濟狀況的暴發戶盡情享受著剛剛得到的財富,他們的個人消費著實令人目瞪口呆。相反,中國的貧困人口大多把目前的境遇看作一種過渡狀況。文化大革命讓人們記憶猶新,人民把自己看作這次共同劫難的倖存者,願意為國家重建集體做出犧牲。只要想到子女或者孫輩能夠成功和富裕,中國人就不會為自己的貧困而感到恥辱。就像戰後的德國一樣,人們把在艱苦的環境中努力奮鬥看成一種驕傲,因為歷史的轉折正是在他們的手中誕生。

在美國,個人收入被看作絕對隱私,即使配偶也未必知情。而在中國,人們可以較為輕鬆地談及自己的收入狀況。特別是在中國農村,人人都清楚鄰居的經濟狀況。如果人們已經知道你的收入狀況,為了炫耀而大肆消費就顯得沒那麼重要了。

毋庸置疑,中國人民對高級轎車和品牌時裝的消費日趨增長,但當在逆境中樂觀向上、奮發圖強的氛圍還佔據主流的時候,在公眾面前炫耀高消費的樂趣會大打折扣。人們想得更多的是,有朝一日要對兒孫們講述當年的艱苦奮鬥和在經濟領域中的英雄故事。

中國儲蓄超過美國的狀況可能還要持續很多年。但隨著下一代接管對國家的控制,這種狀況將會發生改變。今天的孩子不會讓國家曾經的困難影響自己的生活態度。隨著變化的出現,儲蓄和容忍高儲蓄政策的巨大意願將會逐漸減退。

(作者系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本文為Project Syndicate特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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