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康平

澳門要不要發展文化產業？又該怎樣發展文化產業？這不僅僅是澳門人在思考的問題，也是關心澳門發展的人士不時討論的問題。澳門文化產業促進會會長、北京示範大學珠海分校藝術與傳播學院副院長蔡安安在接受《商訊》訪問時，講起了在2000年“21世紀港澳經濟發展戰略研討會”上發生的一件事：當香港特區政府顧問葉國華建議澳門在“文化”二字上作文章時，有位與會者站起來說，葉先生在經濟研討會上談文化，“離題”了，但葉國華當即回答：“認為文化和經濟不搭界，是過去的觀點了，現在世界已進入知識經濟社會了！”

蔡安安教授對記者說，過去在相當長的時期，他自己和許多人一樣，對文化和經濟的認識也是割裂的，文化是文化，經濟是經濟，經濟和文化是兩回事。“我在很長時間就認為自己是一個文化人，不是商人，不是企業家；而許多經濟界的朋友，至今認為文化界的事與己無關。”但是“時”和“勢”變了！在工業化時代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奇跡”發生了：旅遊業已成為全球第一大企業；日本的文化娛樂業的總產值超過了汽車工業；美國的影視文化產業的年出口額超過航天業，躍居第一；媒體行業已成為一些國家的支柱產業；在英國體育產業的就業人數已超過煤炭、農業和汽車零件製造業的就業人數。

新經濟增長點

他指出，上世紀末出現的這些“奇跡”，說明文化既是精神的東西，在精神方面有價值，在經濟領域裏也擁有巨大的能量。事實上，開發文化的經濟價值的時代已經到來。

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何厚鏵曾在2006年7月11日的一個會議上說：“文化產業”要作為“首個研究課題”；“文化產業可以成為一種經濟力量，甚至是澳門新的經濟增長點之一。”以後，他又不止一次地表示，要支持和發展文化產業。

在蔡安安的記憶裏，這是特首第一次著重談到這個問題，也是政府高層深刻認識到文化的作用和文化產業的價值的明證。“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地區要發展，都離不開經濟與文化這兩個方面。經濟與文化的發展都有自己的客觀規律。如果我們不認識它們發展的客觀規律就會受懲罰；如果我們不使這兩方面平衡協調地發展，也會受到懲罰。”他說。

一般認為，“文化產業”的理念出現於上世紀90年代中期，但實際上還要早些。蔡安安說，即使不談老的“文化工業”學派（如批判“文化工業”的“法蘭克福”學派，其“文化工業”的英文名稱與“文化產業”相同，都是Culture Industry），只談現在人們有基本相同認識的“文化產業”理念，起碼在1980年代就出現了。1980年初，歐洲議會所屬的文化合作委員會舉行專門會議探討“文化產業”涵義；英國倫敦市議會第一次使用有如下涵義的“文化產業”一詞：主要是指國家支柱體系以外的那些文化活動和商業運作，以及普通大眾所消費的文化產品。

有趣的是，也是在1980年，曾在建國初期電影《雞毛信》中扮演“狗娃”和“海娃”的蔡安安和弟弟蔡元元，致信當時的中共總書記，提出“不用國家一分錢”，用“自籌資金，自主經營、獨立經營、獨立核算、向國家納稅、自負盈虧”的經營模式來辦電影企業的建議。顯然，研究並參與發展文化產業，從那時起就成為蔡氏兄弟的人生志向。

那麼，地處南海一隅的澳門，是否具備發展文化產業的條件呢？

蔡安安不否認澳門很小，但認為“小”並不構成發展文化產業的障礙。他說，利用文化創造利潤謀生的行業自古就有，但為什麼都未形成產業？這有其時代的局限性。雖然經濟和文化過去一直在不斷地碰撞，但只有到了上世紀末期，它們的碰撞才產生了巨大無限的能量。這與一個重要因素有關，就是被人們稱為“第一生產力”的科學技術高速發展，尤其是資訊數字化科技的爆炸式高速發展。北京大學的葉朗教授早在2001年的全國政協會議上就預言，21世紀的支柱產業是文化產業和資訊產業，並提醒人們要高度重視美國“華納兄弟”和“時代在線”兩家公司合併所發出的文化產業和資訊產業合流的強烈訊號。當前有許多媒體的節目之所以能創造奇佳的效益，都是由於文化內容與資訊傳播現代化互動的結果，如“超女”、“星光大道”、“幸運52”、“青歌大賽”，等等。像電影《侏羅紀公園》、《鐵達尼號》有那麼多的票房，其數字特技亦功不可沒。今天文化藝術的生存發展，必須適應數字化並利用數字化，否則就會被淘汰。數字化時代的到來，改變了人類生活方式與社會結構。它使遠變近，大變小，使人們原感到無邊無際的世界，一下子縮小到了一個“地球村”。數字化科技，又是所有地處偏遠和地方狹小的地區的福音。因為遠能變近，小也能變大。

人文資源豐厚

蔡安安說：“澳門最突出的局限性就是小，但是只要善於利用數字化科技，小就會變大。我們應該看到，數字化科技為澳門帶來了從未有過的發展機遇。”

蔡安安表示，澳門早就有文化產業了，如博彩業、旅遊業都屬於文化產業，但是太單一了，必須多元化發展。從總體上看，澳門也具備多元化發展文化產業的條件。

他分析道，第一，這裏是有悠久歷史人文的積澱之地。據路環島黑沙灣出土的文物，早在5,000多年前，就已經有人類在這裏勞作生息；唐朝時，這裏屬“百越之地”；南宋時，這裏屬於“香山縣”的一部分，南宋末年的文天祥就在澳門旁邊的伶仃洋上，留下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這裏發生過宋元之間的十字門海戰，至今澳門及其附近的地區還居留有南宋軍民的後裔；香山縣的歷史達800年之久，近代許多有影響的名人都曾在這裏居住和學習，如劇作家湯顯祖、太平天國的馮雲山、意大利的傳教士利瑪竇和朗世寧、寫《盛世危言》的鄭觀應、搞“維新變法”的康有為和梁啟超、“民主革命之父”孫中山、音樂家肖若梅和冼星海等人，都留下了足跡。第二，這裏是海洋文化和陸地文化的交融之地。原始時代開始，在這裏居住的人就以漁獵為生；澳門名稱本身的含義即是海灣港口的意思；再早的名稱“香山澳”亦是香山縣之港灣的意思。這裏在16世紀之前，就是著名的通商港口。在16世紀30年代更成為政府管轄下的重要對外貿易口岸，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中轉站。澳門的地理位置使其文化與海洋密切相連，甚至可以說海洋是澳門文化的搖籃。民間流傳一句話：“先有媽閣廟，後有澳門街”。之所以所有海外人士都把澳門稱為“Macau”，就是因為早在葡萄牙人來之前，這裏就已建有媽祖閣（當地人簡稱媽閣）廟宇的緣故。第三，這裏是東西方文化交匯之地。海洋和陸地交匯的特點，造成了與海外溝通交流的便利，使得澳門成了世界最早的東西方文化交匯與融合地之一，東西方文化進行碰撞和交流的史跡比比皆是。正是東西方文化的交融，才使這裏出現了許多政治和文化名人也出現了許多世界之最和中國的第一，保留了一批世界人類文化遺產的建築群。第四，這裏是“一國兩制”的交界之地。東西方文化的碰撞，東西方經貿的往來，除了形成東西方文化與經濟的交流之外，也造成了西方殖民者進入的史實。1553年葡萄牙人以晾曬貨物為由入住澳門，使得這裏上演了中華民族與以葡萄牙人為代表的西洋人之間，既與其殖民主義進行鬥爭又與其文化進行交流和對話的400多年的活劇。在回歸祖國之後，澳門即成為“一國兩制”政策的重要受惠者，仍保留有資本主義制度，使其更易與西方接軌和往來；同時，“一國”的原則，使其有背靠祖國的強大後盾。所有這些，都是文化產業得以培育和發展的土壤和基礎。

不過，蔡安安也不諱言，澳門在文化產業的發展上，存在著雖有認識而缺乏自覺性、資源豐厚而未充分利用、一枝獨秀而沒能多元拓展的現狀。他對此做了具體分析：一是表現在理念認識的落後，包括整個文化素質有待提升，經濟與文化發展不平衡，缺乏憂患意識和求變心態；二是與周邊合作的自覺性不強，表現在對外部供應心安理得，缺乏“如欲取之必先予之”的覺悟；三是沒有充分利用數位技術，表現在資訊科技發展相對落後，缺乏數位化生存的覺悟。

以合作求發展

“澳門發展文化產業的瓶頸，主要是在觀念和人才這兩個方面。”蔡安安說，澳門GDP是很高的，這裏並不貧窮。但許多人小富即安，不大容易接受新事務；對單一經濟結構可能帶來的長遠損害不敏感。正因此，澳門的多元化發展很慢。這就需要在提高大家對文化和文化產業的認識上多下功夫。

他認為，環境要靠大家共同營造，但是政府有義不容辭的首要責任。這裏有一個政府角色定位的問題。文化產業不是由政府親自來辦的，政府的責任是引導和服務。澳門有深厚的人文積澱和大量的文化遺產，關鍵在於如何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使死的遺產變為活的資本，充分開發文化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並且，文化產業是做出來的。要有人投資，有人運作，良性循環。它是商品社會市場經濟的產物，也必須遵循商品社會市場經濟的規律。沒有投入做不成，血本無歸也做不成。因此，此事單靠政府不行，單靠文化界也做不了。必須跨行業合作，搞出具體可行的項目來，以項目開道。

為此，他建議重點發展既不費資源又能在文化和經濟兩方面創造效益，利於持續發展，利於創新和利於和諧社會的項目，如電影、電視、網絡、動漫、會展、演藝等。

他特別強調澳門與珠海的合作與互動。“我們不能不正視的事實是，過去珠澳兩地合作互動得很不夠。其實兩邊互動既有必要，也有可能。首先大家都是‘香山文化’的一部分，自古就是一家，數百年來又交往密切，為什麼不在文化產業上合作做些事呢？其好處是：一、充分發揮“一國兩制”交界處的優勢；二、可充分以對方所長補己所短。兩地無論政體還是自然資源都有很大差異，正好互補。只要大家互補、互動、互助、合作，必會擦出火花，產生難以意料的化合作用。”

最後，蔡安安呼籲及早、儘快、大力培養所需人才。“文化產業沒錢不行，沒人更不行！有了人才，才會有好的創意，也才有文化產業。人才的培養是要時間的。本人在6年前即對培養文化藝術與文化產業管理人才提出過具體建議，在此再大聲疾呼：必須把人才的培養擺在重中之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