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聯繫教科文組織!

1999年前，澳葡政府建議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加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申請。一本近期出版的書籍介紹了當時背景。

自澳門回歸後，“文化遺產”已成為了流行語，但政府參與本地文物遺產保育工作可追溯至50年代初期。

1953年12月，時任總督史柏泰 (Marques Esparteiro)首次簽署了保護城內文化資產的文件。他任命了一個委員會，負責“甄別國有紀念物具有公共利益的樓宇”。七年後，澳督馬濟時任命新的工作小組，負責“研究和提出適當的措施，以保護和重視歷史和藝術文物”。

直到1976年，澳葡政府頒布法令，首次對文物古蹟作出具體定義和確立分類保護的對象，約89座建築被列為保護對象。

1984年，當局修訂該部法令，對文化遺產作出了更好的定義並改善了有關分類設定，重新列出本地文物名錄。

這是澳葡政府為文化遺產所作的最後一條保護政策，儘管受到了一些非議，但仍被公之於眾。

澳葡政府最後一任傳播、旅遊暨文化政務司高樹維最近發表了一本名為《我的旅程》(原標題：《A Minha Viagem》)的書籍。書中寫道：“實際上，澳門的文物建築於八十年代遭到了攻擊且出現了混亂。”

書中亦描述到：“澳葡政府沒有忽視任何必要的建築物分類工作，或保護建築價值的工作，特別是那些私人擁有的建築，例如學校、銀行、私人住宅等。 這是全民的勝利，使那些集體記憶和歷史得到保留與傳承。”

高樹維透露，“澳督與他萌生了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的想法，以此為未來捍衛、延續文化遺產，並認為這是必須的。”首次接觸交流始於1994年，即約回歸五年前。

1998年11月，末代澳督致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解釋和詳細說明了澳葡政府希望為本地建築瑰寶申請加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願望。高樹維在書中形容，時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馬約爾(Federico Mayor Zaragoza)對來自澳門的申請表示歡迎，並指所有資料有待批准。

那麼，為什麼申遺沒有在政權移交前發生呢？

高樹維提醒讀者，中方的官方立場是，政權問題決定了申遺只能在1999年以後才能取得進展；但他同時坦誠道：“在與中方代表的友好非正式會談中，我們得知，中葡聯合聯絡小組或將以中國與葡萄牙兩國名義，聯合提出申請，甚至有可能在政權移交之前實現，然而，葡方有關人員‘未曾聽說’類似信息，申請因而未有任何進展。”若考慮到我們至今為止所掌握的資料，這也可算是一個頗為意外的啟示，因葡萄牙媒體曾多次報導：是中國阻止了澳門嘗試申請世界文化遺產。

 只是外觀罷了

獨立研究人員Mariana Pereira和Gabriel Caballero提出了外觀主義(façadism)的概念：“在一個推崇經濟收益的社會中，許多建築只有外殼得到了保留，其內在已不復存在。我們僅能從其外在一瞥過去的結構，這是澳門存在已久的爭議。澳門的另一種情況是，娛樂場外觀被設計成歷史悠久，試圖引誘賭徒進入那個繁華的世界。這種外觀主義創作如何影響著本地文物的保護，尤其是在決定建築的保護還是拆卸之時所起到的作用？城市又如何連接過去的歷史？”

世界文化遺產兩位專家均引用一個本地的例子：“當建築物或新外觀設計模仿舊有風格時，打造的是副本，無論被模仿的是本地建築還是外地風格。澳門的情況是，這些副本與原版建築扮演著完全不同的角色。這種借用外地建築特色的風氣自20世紀90年代在澳門出現並興起。大西洋銀行（BNU）大樓坐落於本地最繁忙的歷史街道上，是“本地歷史建築外貌保留的有名例子”。

Mariana Pereira和Gabriel Caballero總結到，“澳門娛樂場和歷史城區正面臨的挑戰是：保護文物，同時打造城市特色風貌”，並這樣描繪到：“提高公眾對本地獨特城市結構的認識極為重要，這種特殊結構一旦被拆卸，澳門亦將失去獨特的韻味。除了僅僅保留外觀以外，了解城市變遷及城市佈局的原因，亦應作為活化和保育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