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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布拉德福德・德隆   
2016/09/08, Thursday


哪些思想家定義我們的未來?

幾年前,我發現當今社會科學家都站在馬基雅維利、洛克、斯密、托克維爾、馬克斯・韋伯和涂爾干等巨人的肩上。他們的一個共同點是都將主要焦點集中在1450—1900年間西歐世界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構成上。這麼說吧,他們提供了一個看待(比如)1840年的西方世界的知識工具箱,但未必適合2016年的西方世界。

那麼,到了(比如)2070年,社會理論課程應該教些什麼?哪些經典——成於今天或仍有待出現的——將是那些在21世紀70年代結束職業生涯的人希望他們在21世紀10年代職業生涯伊始時就開始使用的?

過去幾年,我仔細地思考了這個問題,將我的選擇縮窄為三個人的著作:19世紀3040年代寫作的托克維爾、20世紀2030年代寫作的凱恩斯及20世紀3040年代寫作的卡爾・波拉尼(Karl Polanyi)。

凱恩斯對他的時代的核心擔憂在今天仍然正確。他擔心我們的集體繁榮的脆弱性,以及民族主義和作為和平與繁榮的全球社會的基礎的缺乏根基的世界主義觀 念之間嚴重的緊張關係。他著重於如何組織我們的活動和利用我們的繁榮去創造一個適合好生活的世界。他嘗試暴露如日中天的思想的必然失敗性:自由放任、自發秩序、集體合作、中央計劃等。他深入地思考了經濟管理的技術官僚問題——以及無法解決這些問題所帶來的社會、道德和政治災難。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凱恩斯所擔憂的問題逐漸淡化為背景,因為復興的西方繁榮讓許多人相信這些問題已經永久得到了解決。甚至在20世紀70年代的停滯時期(增長緩慢、物價上升),問題也被認為是社會民主的過度延伸,不是西方政治經濟學存在根本性缺陷。

這一觀點為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和美國總統雷根縮小國家的經濟作用、解放市場力量鋪平了道路。在隨後實現繁榮的有錢階級眼中,柴契爾-雷根糾正毫無疑問是一場成功,它創造了一個主宰1980—2010年公共領域的意識形態共識。

戰後的繁榮也遮掩了波拉尼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所思考的核心問題。波拉尼接受了市場社會確實能夠產生大量物質繁榮,但他擔心市場社會只能通過讓人變為沒有思想的市場力量的傀儡和玩具實現這一點,並且人們不能坦然接受這一新角色。對波拉尼來說,目標是實現市場經濟所創造的繁榮,免於市場力量操作所隱含的貧困、創造性破壞和社會侵蝕風險。

關鍵是,波拉尼警告說,如果現代資產階級秩序無法完成這一任務,威權和極權政治運動就將受益。在戰後時期,市場驅動的繁榮證明任何附帶社會痛苦都是合理的這一順境觀點被視為理所當然;它還形成了有錢階級及其意識形態支持者之間的共識。

這把我們帶到了托克維爾面前,他的寫作時代已經過去了近兩個世紀,但他的核心擔憂從未離我們遠去。托克維爾注重作為社會和政治秩序原則的社會等級的 破壞的後果。大等級——從傳說中的法蘭克劍之貴族(Nobles of the Sword)長袍貴族(Nobles of the Robe)到原始資產階級商人和高盧-羅馬隸農——都賦予成員小自由和一定的個人自治權,以換取對國家的義務。(當然,一個人的社會階級越低,他的義務越大。)

托克維爾看到這一秩序森嚴的世界被民主和正式的社會平等取代,所有人都平等地自由,但也平等地受社會支配。在這個新的設定中,如果你無法在市場上找到對手方,或站在了多數人的暴政的對立面,或只是在你試圖決定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時尋求某種形式的方向,沒有特權或自由能保護你。

在托克維爾的世界中,等級的消滅只是局部的。他為知道自己的國籍、知道等級成員資格意味著什麼、知道這一資格能帶來什麼特權的白人男性寫作。

在我們的時代,等級和等級特權的消滅正在更進一步。白人男性在西方民主國家主宰政壇的時代正在走向結束。它的結束正逢經濟民粹主義正在取代技術官僚管理——常常伴隨白人男性面對崗位和生計的被全球化的非人力量破壞而轉向本土論。

逐個審視國家,舊秩序不會不做抵抗就放棄,沒有舊秩序會這樣做。但白人男性類似等級的特權已是明日黃花。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挑戰是如何最好地實現新出現的機會,為人類造福,讓所有人獲益。我想不出有比凱恩斯、波拉尼和托克維爾更好的指引。

 

布拉德福德・德隆是美國財政部前助理副部長,現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國家經濟研究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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