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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黎祖賢   
2016/08/29, Monday

莊荷面對的困境


博彩從業員被認為更容易成為病態賭徒,
當局為遏制本地病態博彩問題,
或將禁止博彩從業員進入娛樂場耍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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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成在澳門娛樂場任職荷官已近十年。兩年前,他辭去了這份月入澳門幣20,000元(2,500美元)的工作,轉投物流行業。 “如果我繼續在娛樂場工作,你或許早已在報紙上看到我的名字:不是跳橋就是竊取籌碼。”他諷刺地說。
阿成辭職的背後原因是賭博成癮。現年四十多歲的阿成回顧過去,作為一名賭枱荷官,他在娛樂場度過了大部分時間,包括非工作時間。 “我不知道當時的心態出現了什麼問題,但是每當看到有賭客不斷贏錢,我便會想:如果他可以,我也
可以。”
與許多賭徒一樣,運氣之神沒有眷顧阿成。他欠下的賭債一度高達澳門幣100,000元,與家人的關係也因脾氣暴躁及缺席家庭聚會而變得緊張。幸運的是,他終於醒悟過來。“我記得,那天我與兒子在聊天,他不是很願意理睬我,但真正令我感到震驚的是他冷漠的眼神,彷彿在他眼中我是如此的卑劣。”他回憶道,“我意識到不能繼續這樣了。”
阿成的個案在澳門並不罕見,本地的博彩從業員更容易出現病態賭博。為遏制行業從業員的賭博問題,尤其是莊荷,當局正考慮禁止博彩從業員進入娛樂場賭博,這一提議受到了業界的支持。然而,當局同時表示,目前仍有諸多技術細節待討論。

賭博曝光


博彩業職工之家會長梁孫旭認為,諸多不同因素造成博彩從業員更容易對賭博上癮。 “他們日復一日的從事與賭博有關的工作,當中有人認為自己對此甚為了解,贏面更高。”他解釋道,“他們也把賭博當成舒緩工作和生活壓力的手段。”
博彩業職工之家2014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過去12個月中,有
59.3%博彩從業員曾參與不同形式的賭博,包括麻將和娛樂場賭博,最近的數據顯示,全澳曾參與賭博的居民比率為49.5%。去年年底博彩業僱員總數為57,000人,梁孫旭估計,當中超過1000人存在賭博問題,但只有少數人士尋求專業幫助。
澳門社會工作局數據顯示, 2015年共收到博彩問題求助個案147宗,較2013年的134宗上升9.7%。該147宗求助中,從事博彩業或相關行業的求助人士占了36.1%,2013年的佔比為35.3%。
求助個案僅能代表本地小部分病態賭徒。澳門當局委託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進行三年期研究,最新的研究結果顯示,2013年,有2.8%本地居民受到賭博問題困擾,即14,000名居民,與2007年峰值6%對比,略有下降。

全面禁止


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五月發表的博彩業中期檢討報告同樣強調了病態賭博帶來的負面影響,儘管有關問題呈下降趨勢。
報告指,博彩從業員較其他人群更容易出現賭博問題,而當局務必解決有關問題,因隨著多個博彩綜合度假區的落成,將有更多澳門居民加入博彩業工作。報告警告: “若不及早處理及防範,長遠而言,恐怕會成為社會發展的沉重包袱。”。
博彩監察協調局計劃修訂第10/2012號法律《規範進入娛樂場和在場內工作及博彩的條件》(《規範》),以此遏制博彩從業員的病態賭博現象。博彩監察協調局局長陳達夫表示,最快6月底約見相關的從業員團體收集意見,並於年內開展有關研究工作,他相信具可行性。
禁止博彩從業員參與娛樂場任何形式賭博的條例曾於2012年制定《規範》的時候進行審議,但最終不了了之。現行法例僅禁止博彩從業員於其僱主所經營的娛樂場進行幸運博彩,同時將在娛樂場工作或進入娛樂場的年齡限制由十八歲提高至二十一歲。
過去幾年,“澳門博彩最前線”勞工團體已先後多次發起大型抗議活動,為從業人士爭取改善福利和工作條件,敦促政府行動。 “這有助於防止博彩業員工參與賭博,而且對其日常生活及城市的博彩業收益影響不大。”協會理事長楊晚亭稱。

複雜性

隨著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及反貪腐鬥爭的開展,來自內地的豪客與澳門劃清界線,本地博彩月收入亦因而開始下跌,至今已連續下跌了超過兩年。這個價值三百億美元的市場,收入是拉斯維加斯大道的5.5倍,來自本澳居民的貢獻極少。
楊晚亭補充說,政府必須明確禁令的落實方式,因為博彩從業員人數眾多,佔了本地就業人口的五分之一,且工作時間各不相同。“這項禁令的執行十分複雜,在進入賭場時,我們仍無需出示任何身份證明文件。”他說。目前,旅客只有在娛樂場門口保安人員的要求下,才需出示身份證件。
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蕭錦雄指出,當局務必清楚說明禁令針對的工作類別。“第三方服務供應商的雇員是否也屬於博彩從業員呢?這需要主管部門和公眾達成共識。”他說。
該位學者指的是貴賓廳營運商,例如廳會代表,從內地帶豪客來澳耍樂並為客人提供博彩借貸的中介人。
 “建議禁止博彩從業員賭博的爭論具兩面性:它雖然有助於減少從業員接觸賭博,但同時,也剝削了其他居民享有賭博的權利。”蕭錦雄說。
博彩業中介人協會會長郭志忠對修改建議持開放性態度。“政府應該研究法令禁止的員工類型。”他說。

自我隔離


立法會議員區錦新表示,除禁止博彩從業員參與賭場博彩活動的建議外,還應修訂2012年《規範》自我隔離申請的有關條款。現行法例規定,任何人可自行提出禁止其進入娛樂場申請,為期最長兩年,其家庭成員所提出的申請必須得到被申請隔離者的簽署確認。
“在新加坡,若有人出現病態賭徒跡象,其家庭成員可以提出禁止其進入賭場的申請,澳門可參考這個先例。”他說,並解釋道,家庭成員是病態賭博的受害者,應當有權提出隔離病態賭徒的申請。
數據顯示,博彩監察協調局去年收到355宗隔離申請,包括328宗“自我隔離”及27宗“由第三者提出隔離”的申請,申請總數較2013年的276宗攀升超過四分之一。

負責任博彩


2012年推行的《規範》是當局2007年提出並推行負責任博彩倡議的一部分。當時,時任澳門特首何厚鏵意識到病態賭博是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之一。
多年以來,政府與澳門大學合作,在各個娛樂場設立負責任博彩諮詢亭,向提供諮詢服務的社會福利團體提供資助,並要求本地六家博企推廣負責任博彩,對象尤以博彩從業員為重。
今年五月發表的中期檢討報告總結道,多年來,博彩營運商“積極推廣負責任博彩”,例如轉介病態賭徒至諮詢機構,同時提供有關課程,使員工對賭博的認識更為清晰。
但博彩業職工之家會長梁孫旭說,博企提供的課程有改進空間。“當局對課程內容未有任何要求或標準,故此課程質量參差不齊。”他說。
自兩年前離開娛樂場工作後,阿成至今從未再次踏足娛樂場。“這有助於戒除賭癮,因為我無需每天沉浸在賭博的環境中。”
但離開娛樂場並不意味著阿成不再賭博。現在,他時不時與朋友打麻將,這得到了家人的批准。 阿成說:“停止所有賭博活動幾乎是不可能的:中國人就是喜歡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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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禁的是誰?

禁止博彩從業員進入娛樂場的建議或使澳門30%的就業人口自此遠離娛樂場。現行法律於2012年推行,禁止了本澳三萬六千名公務員進入娛樂場,除了中國農 曆新年的首三天。雖然法律不曾明確列明,本地兩家發鈔銀行,即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及大西洋銀行(BNU),同樣禁止其員工進入娛樂場。目前,當局正考慮修改 法律,把禁令擴大至博彩從業員,這或使被禁止進入娛樂場的就業人口數字增加至116,600,即就業人口總數的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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