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儲蓄危機

美國政客總是哀歎貿易是中產階級的敵人，是就業和工資壓力的主要來源。最近的總統選戰也不例外：共和黨和民主黨都將矛頭對準了中國和跨太平洋合作夥伴關係（TPP），說它們是美國工人遭遇困境的禍根。這一解釋在政治上也許十分方便，但真相並不在此。

我最近指出，對於貿易問題，美國是自作自受。罪魁是巨大的儲蓄赤字；幾十年來，美國一直入不敷出，大肆吸引海外盈餘儲蓄來支撐史上最大的消費狂熱。當然，政客不想因為選民的揮霍而批評他們；將矛頭指向其他人要容易得多。

儲蓄批評值得進一步分析。資料表明，存在儲蓄赤字的國家一般伴隨著貿易赤字，儲蓄盈餘的國家伴隨著貿易盈餘。美國是最顯著的例子，2015年淨國民儲蓄率為2.6%——還不到二十世紀最後三十年平均水準6.3%的一半——對101個國家存在貿易赤字。

其他國家也是如此。英國、加拿大、芬蘭、法國、希臘和葡萄牙——它們都存在巨大的貿易赤字——儲蓄遠遠少於其他發達國家。相反，高儲蓄國家，如德國、日本、荷蘭、挪威、丹麥、韓國、瑞典和瑞士都有巨大的貿易盈餘。

儲蓄失衡還可能導致破壞性國際資本流、資產泡沫和金融危機。2008—2009年金融危機的根源就在於此，以經常專案赤字國和盈餘國差距大小衡量的全球儲蓄失衡創造了現代史的記錄。受此失衡推動的資產和信用泡沫幾乎讓世界陷入20世紀30年代以來所未見的蕭條。

在這方面，也有可觀的譴責遊戲。赤字國總是指責在全球金融市場中尋找收益率的“儲蓄過剩”。美聯儲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指出，要是中國等國家支出更多，那麼幾乎讓美國破產的泡沫一開始就不會形成。其他國家很快便指出，要不是盈餘國提供的資本，美國所謂的增長奇跡可能根本不會發生。

審慎的方法是在儲蓄和支出之間達到更好的平衡。對美國和中國來說這一點尤其重要，這兩個國家占了全球儲蓄差異的一大半。簡言之，美國需要增加儲蓄，減少消費，而中國需要減少儲蓄，增加消費。要想成功，兩國都必須克服根深蒂固的思維。

在這方面，中國一直領先美國，五年前便已經制定了消費拉動的再平衡戰略。到目前為止，這一戰略成果不顯著，社會安全網資金不足繼續制約著服務驅動的就業創造，以及城市化拉動的真實工資增長給家庭收入帶來的支持。但中國最近表現出解決這一不足的決心；其最近實施的十三五規劃旨在通過利率自由化、引入存款保險和放鬆戶口制度（這將改善社會福利的流動性）和放鬆一孩計劃生育來破除基於恐懼的預防性儲蓄。

但是，美國走在了相反的方向。美國人根本不想討論儲蓄問題，更不用說採取政策解決它。支持儲蓄的美國政策日程應該是這樣的：長期財政整合、擴大IRA（個人退休帳戶）和401K、基於消費的稅收改革（如增值稅或銷售稅）及利率正常化。相反，美國政客繼續將注意力集中在維持消費狂熱，不顧其對美國儲蓄問題造成的後果。

世界前兩大經濟體對各自儲蓄困境的不對稱反應造成了影響深遠的後果。中國正在朝消費拉動的再平衡邁進，它將從儲蓄盈餘國轉變為儲蓄吸收國。目前，中國國民總儲蓄率已經從2008年占GDP的52%的峰值下降到今年的44%左右。未來幾年應該還會繼續下降。

長期依靠相互依存的中美經濟關係的美國決不能忽視這一轉變。畢竟，在經常項目和貿易盈餘下降的同時，中國消費拉動的吸收儲蓄轉型可能意味著外匯儲備積累放緩，降低其外匯儲備再轉變為美國國債等美元計價資產的規模。

如果美國不能刺激國內儲蓄，那麼中國資本告急可能迫使美國為外部融資支付更加高昂的代價——可能是美元貶值或提高真實利率，或兩者兼而有之。這便是經典的相互依存陷阱：當一方改變關係時，另一方將受到衝擊。

沒有國家可以在沒有儲蓄的情況下無限地繁榮下去。擁有世界儲備貨幣的美國之所以能在沒有儲蓄的情況下活得好好的，主要是因為世界其他國家的配合。畢 竟，成就美國的國家——特別是中國等出口拉動經濟體及其依賴資源的供應鏈——從美國的消費狂熱中獲益，因為這大大刺激了全球貿易的擴張。

但這樣的日子屈指可數了。美國選民——特別是喪失權利的憤怒的中產階級工人——日益認識到有些東西沒有增加，但美國政客仍然在向外轉移選民的憤怒，排擠伴隨“陌生人的友善”而來的增長補貼。美國政客應該坦率承認令人不快的事實：儲蓄赤字才是美國夢最大的威脅。

史蒂芬·羅奇是耶魯大學教授，摩根士丹利亞洲前主席，著有《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