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過其實的金融交易稅

不管11月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如何，金融交易稅都將是有望實施的方案。金融交易稅絕非瘋狂的主意，但也絕不像他的極左鼓吹者那樣是萬靈丹。它顯然是加深旨在將讓稅收制度變得更加簡單、透明和累進的改革的拙劣替代品。

隨著美國社會的老化和國內不平等性的惡化，並假定國民債務利率最終將上升，稅收也需要增加，富裕階層將立刻經歷增稅，中產階級也有一天將會經歷。沒有魔法，作為政治權宜之計的“羅賓漢”交易稅被嚴重地過度吹捧了。

誠然，諸多發達國家已經以某種方式實施了金融交易稅。英國向證券賣出行為徵收“印花稅”，美國在1914—1964年間也有這一稅種。歐盟正在醞釀一項有爭議的計劃，對範圍甚廣的一系列交易徵稅。

美國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總統競選陣營主宰者在民主黨內部的知識辯論，他們支持一項寬稅基稅收，對象覆蓋了股票、債券和衍生品（包括期權和互換等大量更加複雜的工具）等。其理由是這種稅收有助於遏制導致金融危機的力量，籌集巨額收入用於進步事業，並幾乎不會影響中產階級納稅人。

目前，成為民主黨提名人的希拉蕊・克林頓接受了這一方案的精簡版，主要是告訴交易者，他們貢獻了所有股票交易的大頭，並且對社會福利的貢獻頗可質疑。但是，假以時日，希拉蕊可能會進一步向桑德斯的立場靠近，就像在其他問題上一樣。推定的共和黨提名人唐納德・特朗普尚未就這一問題提出一致的立場，但他的觀點常常和桑德斯驚人地相似。

對金融交易課稅的思想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的約翰・凱恩斯，並由耶魯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托賓（James Tobin，碰巧他正是我的本科生教授）發揚光大。用托賓的話說，這一思想要考慮到金融市場的“輪盤裏摻沙子”，目的是讓它們慢下來，更加符合經濟基本面。

不幸的是，這個道理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表現得都不甚好。特別具有誤導性的觀點是金融交易稅可以有效防止2008年金融危機的醞釀，數百年來的金融危機經驗——包括實施了金融交易稅的國家的經驗——都表明事實正好相反。

真正需要的是更好地監管金融市場。大而無當、缺陷百出的2010年多德－弗蘭克立法只是一項權宜之計；儘管這部立法厚達數千頁，但幾乎沒有嚴肅認識將它視為長期解決方案。一個更好的主意是斯坦福大學的阿納特・阿德馬迪（Anat Admati）提出的強迫金融企業發行更多股本（股票）。

更多銀行被迫基於股東損失而不是政府援助來評估風險，系統就越安全。（就這一點而言，波士頓大學教授勞倫斯・科特利科夫（Laurence Kotlikoff）提出了更激進的觀點，即消滅金融體系中的槓桿，值得嚴重關注，儘管他本人異想天開地參加了總統競選，但沒有引起多少關注）。

金融交易稅的根本問題是它們具有扭曲性；比如，它們壓低股價，從而讓企業籌資成本變高，長期之下，這將拖累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準。誠然，所有稅收都有 扭曲性，政府總得籌集資金。但經濟學家認為金融交易稅問題甚大，因為它們扭曲仲介活動，這會放大它們的效應。目標較窄的溫和稅收（比如英國的做法）似乎不會引起多少傷害；但收入也很“溫和”。

要獲得更多收入，就得廣撒網。因此，桑德斯的計劃覆蓋了將繞過金融交易稅（比如通過允許人們交易資產收益流而不交易所有權）的衍生工具。但將稅收範圍擴大到衍生品會造成混亂，因為衍生品的複雜性意味著難以精確定義那些應該課稅。隨著稅收影響的擴大，也很難知道對實體經濟的最終影響將會怎樣。

確定桑德斯陣營所估算的巨大的收入是否能實現當然很難；許多研究表明情況正好相反。桑德斯陣營主張美國所能籌集的數額將是英國在其較窄的交易稅上所籌集數額的五倍多——相當於個人所得稅收入的10%以上。問題在於許多地區的交易可能崩盤，而許多金融交易將在其他國家執行。如果經濟增長受到影響，最終其他稅收收入將下降，如果將政府債券也包括進來，借貸成本將會上升。

美國急切地需要全面的稅收改革，最好是累進消費稅。無論如何，設計合理的金融交易稅充其量只能是更大的戰略中的一小部分，不管是稅收制度改革還是金融市場監管。

肯尼斯·羅格夫是IMF前首席經濟學家，現為哈佛大學經濟學和公共政策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