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傘兵」一戰
香港區議會過去數十年的進化史將成為澳門的範例。
或許,區議會在香港政壇上僅承擔諮詢職責,充當次要角色,但2015年11月的選舉卻被視為9月立法會選舉的前哨戰。
2015年11月22日的區議會選舉是北京2017年特首普選政改方案被立法會否決後的第一次選舉。
這也是自79天佔領運動結束後的首次投票。這次佔領運動發生於2014年年底,是一場學生領導的抗議運動,使香港的主要街道陷入了癱瘓。
佔領運動而產生的年輕政黨鼓吹“地方主義”,有的甚至以香港獨立為藉口攪亂局勢。正是這群新生代,使得區議會選舉結果變得始料未及。那些是立法會議員又是區議會成員的沙場老將被趕了出來。
在區議會選舉中,最為凸出的落選者分別是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及泛民陣營的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前主席馮檢基。
兩位議員皆於2012年9月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晉身立法會,為五大超級區議會議席的擁有者之一。區議會選舉的失利導致他們失去了2016年9月4日立法會選舉的超級區議會參選資格。
超級區議會議席由全港選民投票產生,參選資格需為區議員。在深水埗區麗閣選區擔任了12年區議員的馮檢基,僅以99票之差敗給建制派陳穎欣。
何俊仁在屯門樂翠選區連任失敗,以277票敗於前律師會會長何君堯。何君堯2014年9月召集成立“保衛中環運動工作組”,反對“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洛亦未能成功獲得南區的議席。
反觀建制陣營,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和葛珮帆均被泛民新人狙擊落敗。擔任漁灣區區議員的鍾樹根,更曾擔任該區區議會主席,輸給了名不經傳的“傘兵”徐子見。
泛民的新民主同盟派出16人參選,勝出其中15席,亦令其議席數目由上屆8席大增至15席,成為今次區選的大贏家。
新民主同盟於2010年1月成立,屬分裂自民主黨的政團。新民主同盟的任啟邦於大埔怡富選區獲得4,148票,成為今屆“票王”
新民主同盟裡唯一一位立法會議員範國威贏得了西貢區議會席位,而香港電台把其勝利歸功於“牢固的社區工作”
自1990年代起便一直擔任議員的何俊仁,試圖擺脫區議會選舉失利的陰影,“一切還好,沒有太大差別。我依然是立法會議員。
但何俊仁的任期將隨著其超級區議會議席的終結而於七月結束。他將離開立法會,但會繼續留在民主黨,以協助培訓並找到能夠帶領政黨在選舉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民主派新生代。
在接受本刊採訪時,何俊仁稱區議會“仍將作為年輕政治家的培養基地,亦是部分立法會議員直接與基層群眾聯繫的平臺。”
他認為,其政黨有推舉年青人通過區議會選舉參與社區政治的傳統。但今次區議會選舉中,多位傳統老將被2014年佔領運動的人士擊敗,即“傘兵”中的八位勝出了選舉,並獲得了議席。其中包括灣仔大坑楊雪盈和東區漁灣徐子見。
激進泛民政團人民力量和社會民主連線慘敗。人民力量失去了十個議席中的九個,所有五名參選的立法會議員均被擊敗。
從某種意義上說,2015年區議會選舉是一個分水嶺。區議會(District Boards)為區域諮詢組織,主要負責區域管理事務,首屆區議會選舉在1982年舉行。有關地區管理和事務諮詢機構成立於1982年,初期由政府委任議員及官員組成,隨後才出現投票選舉的形式。
1997年,臨時區議會取代了區議會。所有區議會的議員得以全部過渡,但香港行政長官委任其他人選擔任委任議員。回歸前的所有官員不得出任區議會議員。
2000年1月1日,各臨時區議會被18個新成立的區議會所取代,包括市區的9個區議會和新界的9個區議會。當時的議會成員包括民選議員,委任議員及當然議員。
區議會成立後的首三屆,委任議席和當然議席比例保持102比27,民選議席的數目逐漸從第一屆(2000年至2003年)390席增加至第三屆(2008- 2011年)的405席。這些數字的變化是因應 “18區人口增長而改變的”,民政事務總署發言人告訴記者。
在第四屆,即2012年至2015年,民選議席數量增加至412席,委任議席減少了三分之一,下降到68席,當然議席數量保持在27席。
“政府認可管委議員多年來所作出的貢獻,但仍然決定從第五屆(2016-2019)起撤銷管委議席,以反映香港政制發展所取得的進展。”該發言人說。
第五屆區議會選舉於2015年11月22日舉行,共產生458個席位,包括431個民選議席及27和當然議席。新界區議會當然議席由鄉事委員會主席出任,1997年前被殖民政府撤銷。
區議會主要是就影響區內居住或工作人士的福利、區內公共設施和服務的供應與使用等問題,向政府提供意見。此外,政府亦會就廣泛問題,徵詢區議會的意見。
雖然,香港區議會或在某程度上實現了直選——事實上,95%的區議會議席通過直選產生 – 相關影響持續延伸至今時今日。
與民政事務局及民政事務總署相比,區議會居次要地位。自1982年起,民政事務總署便一直負責推行“地方行政計劃”,在全港各區設立區議會和地區管理委員會。
民政事務專員為各民政事務處主管,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地區層面的代表,並監督“地區行政計劃”在區內的運作。
各區設有地區管理委員會(區管會),由民政事務專員擔任主席,其他成員包括區議會主席和副主席。區管會為各部門提供討論的場合,探討並共同解決區內公共服務及設施相關的問題,。
自1999年區域市政局被廢除後,何俊仁便一直擔任區議會議員,曾連續四次成功連任,直至2015年11月區議會選舉落敗,共擔任了16年民選區議員。
何俊仁稱,民主黨過去曾擁有近100個區議會席位。去年區議會選舉中,僅取得43個民選議席,與2012年的47席相比,數量有所減少。其對手民建聯為全港最大的政團,贏得了119個席位,同樣少於2012年的139席。
然而,建制派卻因香港工會聯合會(工聯會)贏得27個席位的強勁表現而士氣大增。工聯會2012年僅獲得11個席位。
“因各親中政團正努力爭取區議會的控制權,他們投入大量資源,設立多個基層組織,與選民建立聯繫,使我們的處境更加艱難。”何俊仁告訴本刊,“這便是共產黨優勢所在,他們擁有豐富的基層組織經驗。”
他相信,民建聯和工聯會在區議會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在20世紀90年代,民主黨控制了三到四個區議會,他回憶道, “但我們現在無法重現當年盛況。”
他說,建制派背後擁有“幾乎是無限的資金支持”,以實現其對區議會的野心。“此外,他們善於預測,甚至能夠熟練地運用與選民登記相關的戰略。”何俊仁指的是把選民從一個選區轉移至另一選區的策略。
獨立人士龐愛蘭過去八年一直擔任沙田區火炭選區議員,去年十一月贏得了第三個任期。曾出任香港執業藥劑師協會會長達八年的龐愛蘭告訴本刊,她2008年決定出戰區議會選舉,從此義無反顧。
龐愛蘭稱,她自三個月大起便於沙田居住,並持有位於火炭的物業,她與這個二萬人口選區的結下了不解之緣。
她從來沒有想過成為一名區議員,但為執業藥劑師協會服務後後,很多人勸她參與社區工作。當被問及區議會是否當局推行政策的橡皮圖章時,龐愛蘭婉言回答,“這是一個挑戰;世事變化無常,這是自然的。你只能利用不同的機會和環境,最大化其公眾利益。”
作為區議員,議員實際上正“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例如在照顧區內居民福利事務方面,居民如有任何需要,都會尋求區議員的協助,還有要運用區內公共事務和社區活動資金。”她說。
這些工作還包括滅蚊及保持或改善環境衛生。 “同時,區議員也擔當了居民與政府之間溝通橋樑的角色,反映了對不同問題的看法。”
政府官員亦會向區議會介紹可能對全港造成影響的問題和政策,並徵詢議員的意見和看法。政府官員藉此機會便能向立法會及政府反映區議會的見解。
“過去,火炭的地鐵站過於陳舊,亦太小了,只有兩個單獨出口:AB及CD出口分別位於兩側,甚至沒有彼此連接。因此,我五年前說服了地鐵公司,擴大地鐵站,並把兩個出口真正連接起來。”
當時亦沒有自動扶梯,只設有一條“非常陡峭的”樓梯,更沒有配備洗手間。地鐵運營商隨後設置了洗手間,配備了無障礙設施,開設了更多商店。
單車徑“非常狹窄”,為事故黑點,她說。“在我最近的任期中,我成功說服賽馬會為單車徑的擴寬改善工程提供贊助。”龐愛蘭補充到,這個耗資數百萬元的項目將“很快”建成。
沙田區議會轄下設有7個委員會,通常每兩個月舉行一次例會。“在舉行任何全體會議前,我們會根據委員會的不同職能,舉行小型會議,先行討論特定的議題,例如蚊子、住房或其他相關問題。” 龐愛蘭介紹道。各區都獲得政府預算撥款,用於制定和計劃未來三年內的小型項目。
分析家和政界人士告訴本刊,現在是區議會部分直選體制改革的良機。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負責人馬嶽副教授認為,把全港18個區議會合併成7-8個區議會將更合乎邏輯。
“香港面積細小,卻被分成18區,我認為把目前的18個區議會分區合併成7個或8個,更為合理,有利於委員會自下而上的規劃。” 馬嶽告訴記者。
這並不僅僅是區議會的數量,而是社區與相鄰區議會之間有時僅“一街之隔”,他說,“我認為,若我們希望授予區議會更大的權力,那麼壯大他們,是唯一的出路。”
鑒於香港將成為澳門地區行政的範例,馬嶽稱,“功能和選舉是兩碼事。” 他說,“若議會成員經選舉產生,當然更有利於大眾意見的反饋。”
但馬嶽並不認為梁振英領導的現任政府將改革區議會的選舉機制,因為建制派候選人能夠從中獲益。“我不認為政府有任何動機去改革現行的選票體制及選舉方法,因為我相信,目前的選舉方法有利於親中陣營。這是其一。”他向本刊記者解釋道, “再者,我認為,官員不願下放更多權力予民選議會,因此,我不認為政府有足夠的動機去改變目前的制度。他們不希望有任何改動。”
區議會民選議員龐愛蘭相信區議會將“逐步改變”,並希望區議會未來獲得更大的權力。她說,區議會應更多參與地區決策“因為我們清楚本身和居民的需要。隨著授予的權力增加,不只停留在諮詢層面, 我們有能力實現更多。”
民政事務總署2006年進行了區議會檢討,旨在改善18個區議會的職能和組成。“自此之後,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區議會參與各區部分設施管理;18個區議會分別獲配更多資源,以此推行小型工程項目,並組織社區參與計劃;加強政府與18個區議會之間的溝通。”民政事務總署發言人告訴記者。
政府已拒絕檢討《區議會條例》及授予區議會更多權力的要求。當被問及是否贊成類似檢討時,何俊仁議員說:“老實講,我並不是特別熱衷。政府上世紀九十年代曾正式承諾授予區議會更多權力,包括繼承市政局的部分權力,但仍未兌現……目前,我不認為這是個好主意,因為這相當於把權力全部授予親政府政團。”
親政府區議會成員“不是很敬業”,他認為。“這群人只對自己的席位有興趣,然後利用職權,包括資金,以加強他們的支持力量。對社區,他們不能做到一視同仁,只能根據各自政黨的利益,選擇性的服務社會。”他告訴本刊記者。
但他重申,區議會是培養年輕政治家的優秀平台,“某種程度上,選舉是一件好事,但我不知道,澳門能否提供足夠的政治空間,讓當地政黨發展成長。”
區議會選舉是今年立法會選舉的前哨戰。
- Mary Ann Benitez是香港《英文虎報》新聞副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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