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增長恐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其他機構最近調低了全球增長預測——又一次這麼幹了。毫不奇怪：世界經濟幾乎沒有亮點——並且許多方面在迅速惡化。

發達經濟體中，美國前兩季度增長率平均只有1%。進一步貨幣寬鬆刺激了歐元區週期性復蘇，但大部分國家潛在增長率仍顯著低於1%。在日本，“安倍經濟學”動力告急，2015年年中以來的經濟減速眼看就要演變為衰退。在英國，圍繞6月是否繼續保留歐盟成員資格的全民公決的不確定性導致企業凍結了招聘和資本支出。其他發達經濟體——如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挪威——面臨大宗商品價格低迷的不利局面。

新興經濟體的情況也好不到哪里去。在金磚五國中，兩國（巴西和俄羅斯）進入了衰退，一國（南非）幾乎沒有增長，另一國（中國）正在經歷急劇的結構性減速，印度表現出色只是因為——用其央行行長拉古蘭·拉詹（Raghuram Rajan）的話說——在瞎子王國，獨眼龍就可以稱王。許多其他新興市場自2013年以來也經歷了衰退，原因是外部環境疲軟、經濟脆弱（拜好光景年份寬鬆的貨幣、財政和信用政策所賜），以及（常常）從市場改革轉向各種國家資本主義。

更糟糕的是，發達和新興經濟體的潛在增長也有所下降。首先，高企的私人和公共債務水準約束著支出——特別是刺激增長的資本支出，其占GDP之比自全球金融危機後大幅下降，至今仍未收復失地。這一投資下降意味著更緩慢的生產率增長，與此同時，發達國家的老齡化——現在越來越多的新興市場（如中國、俄羅斯和韓國）也是如此——降低了投入生產的勞動力。

收入和財富不平等性加劇了全球儲蓄過剩（對應全球投資暴跌）。收入從勞動力手中通過再分配流入資本手中，也從邊際支出傾向更高的群體（中低收入家庭）流入邊際儲蓄傾向更高的群體（高收入家庭和公司）。

此外，漫長的週期性下跌可能導致更低的趨勢增長率。經濟學家稱之為“滯回”（hysteresis）：長期失業侵蝕工人技能和人力資本；由於創新總是伴隨新資本商品，因此低投資導致生產率增長的持久性下降。

最後，如此多的因素拖累著潛在增長，因此需要結構改革提振潛在增長。但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結構改革都遠低於最優水準，因為結構改革的成本和混亂是前置的，而收益要到中期和長期才能顯現。這就讓反對改革者占了政治上風。

與此同時，實際增長仍低於受抑制的潛在增長。痛苦的去槓桿化過程意味著私人和公共支出需要下降，儲蓄必須上升，以降低高企的赤字和債務。這一過程始於房地產泡沫破裂後的美國，然後傳播到歐洲，現在則正在過去十年依靠借貸狂歡大肆支出的新興市場進行。

與此同時，政策組合也不理想。大部分發達經濟體過快地將重心轉移到財政緊縮，重振經濟增長的負擔幾乎一股腦兒全部壓在了非常規貨幣政策身上，這些政策的回報是遞減的（甚至會產生不利於生產的副作用）。

債務經濟體和債權經濟體之間的不對稱調整也破壞了增長。前者支出過度，儲蓄不足，必須在市場迫使它們這麼做時減少支出增加儲蓄，後者沒有被迫增加支出減少儲蓄。這加劇了全球儲蓄過剩和全球投資減少。

最後，滯回進一步削弱了實際增長。週期性下降拉低了潛在增長，潛在增長前景的下降導致進一步週期性疲軟，因為當預期調低時，支出也下降了。

對於當前全球經濟的困境，沒有政治上易行的方案。不可持續的債務必須迅速有序地降低，以避免長期而漫長（常常達到十年或更長）的去槓桿過程。但有序減債機制對於主權國家來說難以獲得，在政治上也難以為了國內家庭、企業和金融機構實施。

類似地，結構和市場改革是提振潛在增長的必要條件。但是，考慮到成本和收益的時間特徵，當經濟已經處於衰退時，這些措施特別不受支持。

退出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困難性也不遑多讓，美聯儲最近放風將比預期更加緩慢地實現政策利率正常化證明了這一點。與此同時，財政政策——特別是同時刺激需求端和供給端的生產性公共投資——仍被高債務和受誤導的緊縮掣肘，即使是有融資能力放緩整固速度的國家也是如此。

因此，如今我們可能仍處於IMF所謂的“新平庸”（new mediocre）、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所謂的“長期停滯”和中國人所謂的“新常態”中。但不要搞錯了：增加不確定性並在許多國家導致民粹主義——不管是左翼還是右翼——攻訐貿易、全球化、移民、技術創新和市場經濟政策的經濟表現絕對不正常、不健康。

努里埃爾‧魯比尼是Roubini Global Economics主席，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經濟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