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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志成
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財務及商業經濟學系商業經濟學副教授
歐美各國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不斷增加各種社會福利和公共政策的財政開支，不少國家的政府更長期通過發行國債來支付相關費用，以致現在深陷財政赤字和國債的泥沼當中。相關問題之嚴重及其對這些經濟實體所造成的直接衝擊和深遠影響有目共睹。就政府的社會和經濟功能而言，對於市場在正常運作下未能有效顧及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政府確有當仁不讓的責任。然而，從歐美各國的經驗可見，社會福利和公共開支從來易加難減，而且在“取悅選民” 的普遍政治現實下，長年累月地增加財政開支最終導致這些國家的財政問題產生雪球效應，進而不斷削弱政府對社會和經濟的調控能力，以及加劇這些國家的本地經濟和金融市場在經濟週期中的動盪。
雖然澳門並非主權國，本地政府的公共財政結構和相關政策的制定和施行難以與歐美各國直接比較，但是引致這些國家當前所面對的財政困局的成因和過程，以及這些問題對社會和經濟所帶來的深遠影響是澳門政府、本地企業和社會各界有需要借鑒的。在眾多錯綜複雜的問題中，一個政府的社會和經濟福利政策與財政問題之間的關係，以及其對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深遠影響對澳門的啟示尤其重要。首先，從歐美各國的經驗可知，政府的財政開支規模會隨着其社會和經濟福利政策的不斷延伸而變得臃腫和僵硬。一旦政府的財政收入或融資能力出現逆轉 (例如稅收下降或債務超出一定規模) 而須要削減這類開支時，社會和經濟自然受到衝擊。
福利和公共開支大幅增加的現實與隱憂
長期以來，澳葡政府對社會福利的投入並不積極。相反，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賭權有限度開放後，由於賭稅激增而大幅增加在社會和經濟福利上的支出。這樣的改變無疑對本地弱勢社群和一部分未能適應經濟急劇變遷的傳統本土企業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援助。然而，這些援助現在似乎演變成經常項目，而且金額亦逐年大幅增加。例如政府對本地居民作出的各種經濟補貼和成果分享的支出由2009年不到30億元 (澳門幣，下同) 上升至2011年接近50億元，這些開支更會於2012年大幅增至超過85億元；至於各項非博彩稅費減免的金額則由2009年約11億元上升至2012年接近15億元。除了社會和經濟福利的開支外，政府近年對各種基建項目和公共工程的投入每年亦不下於一百億元。由於博彩稅收逐年大幅增加 (2011年的博彩稅收超過900億元)，澳門政府即使增加了這些開支，仍然錄得可觀的財政盈餘。因此，民間不少聲音甚至希望政府能夠進一步增加各種福利的開支。但是，在目前財政收入充裕的情況下，我們必須居安思危，考慮一些澳門經濟社會在未來不能迴避的事實，特別是：1) 日趨嚴重的人口老化問題；2) 隨着本地市場急劇轉變，越來越多缺乏經濟競爭力的社群和傳統中小微企面臨被市場淘汰的危機；3) 澳門在融入珠三角地區所需的公共投資/開支金額和對相關基礎設施的保養和維收費用必須定期投放；4) 澳門政府目前的稅收雖然豐厚，但是稅基單一化的情況難以在短期內改變等。政府必須對現時各項財政開支的長遠合理性和增幅進行深入研究，避免一些短期所需的社會和經濟福利支出最終成為財政的長遠負擔。
福利政策必須顧及社會長遠積極性和企業競爭力
從更深層次上分析，歐美各國現時的財政問題對澳門的啟示並不只是財政本身的收支問題，而是各國財政開支在長期增加的過程中對社會和經濟個體在意識上有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不少經濟學家認為，歐美等西方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所採取的寬鬆和不斷增加的社會和經濟福利開支無疑是導致社會普遍積極性和經濟競爭力下降的其中一個因素。19世紀中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和實證主義學者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曾就這個問題作出深刻的討論 (特別是對於政府的福利政策與社會和經濟個體“乘塔順風車 free rider” 的關係，以及接受福利社群的積極性等問題的討論)。根據澳門現時的社會和經濟現實情況，政府應該研究如何能夠在針對本地有需要的弱勢社群和中小微企作出援助的同時，確保社會和經濟參與者的積極性和競爭力不會減弱。在現時財政收入充裕的情況下，澳門政府除了可以直接作出各種經濟補貼和成果分享外，還應該更有遠見和規劃地對各種公共資產作出投資，以及更有效地推動本地人力資源的發展，為本地中小微企業的轉型和再發展積極創造一個良好的營商環境，進而推動 (而非粉飾) 企業的營運表現和競爭力。
原則上，澳門政府最終落實建立財政儲備制度是一個正確的決策。但是如何能夠有效地通過財政儲備的運作來保障社會和經濟穩定發展，是有關當局必須不斷地作出檢討和完善的。否則，不必要或沒有效益的財政開支長遠而言只會增加社會和經濟的不穩定性；反之，過多的財政累積亦會令相關資源用不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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